二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研究方法的正式提出，始于Barney G. Glaser与Anselm L. Strauss于1967年出版的《扎根理论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一书。在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质性研究日益成为社会学界普遍采用的研究取向，但有志者往往因为缺乏体系性的研究方法而感到无所适从。在这样的脉络里，谢国雄与徐宗国等学者开始透过上课与写作，引介扎根理论，为质性研究者带来一股助力。由于对这种方法与操作已有不少详尽的二手介绍（徐宗国，1996；林本炫，2003）, Strauss与Corbin在1990年出版的《质性研究概论》（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也已经有中文译本，本文不再详述其操作方法，较着重方法论与实例的讨论，并且补充其近年来的发展与修正。

首先必须澄清的是，扎根理论主要是一种方法，而不是理论。英文的ground是地基、基础的意思，后面加了ed是当动词使用，强调建立在某种基础上，在此指的就是立基在资料之上。因此，中文翻译为“扎根”，也有人翻译成“立基”“茁根”，强调依循此方法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是扎扎实实地把根扎在资料的基础上。

如果这是一种方法，那么为什么要以“理论”来命名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扎根理论萌生之际的学术环境。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界，一方面以量化研究挂帅，视大型样本与统计推论为科学的不二法门；另一方面则是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领衔引介的巨型理论（grand theory）。这两种学派虽泾渭分明，但也互为表里，以演绎为主的理论，提供假设，供经验研究进行操作化与验证，形成学界的二元分工。两者都被C. Wright Mills（1995/1967）批评为欠缺“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论家被讥为“摇椅社会学家”坐在图书馆与研究室里，远离现实社会的土壤；而经验社会学研究者沦为验证他人理论的技术操作员，欠缺发展自己理论的空间。

也许是有意的巧合，grounded theory与grand theory在发音上很相近，Glaser与Strauss借此提醒我们，不要竞相去验证别人的“伟大”理论，而要想办法从研究资料中提炼出自己的“扎根理论”，其研究的逻辑在于发现的逻辑（logic of generation）而非验证的逻辑（logic of verification）（林本炫，2003:172～173）。他们提出当时堪称革命性的看法，试图打破传统的将理论与研究二分、将资料收集与资料分析视为独立过程的观念（Charmaz, 2000: 511）。

事实上，萌生扎根理论的土壤原是一个不同社会学领域与传统的混搭组合。Glaser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师承量化大师Paul Lazarsfeld，深受实证主义训练的影响，而Strauss毕业的芝加哥大学，有象征互动论、芝加哥学派等质性研究的重要传统。或许是因为两人的背景有差异，两人后来也结束合作，引发多年的意见分歧甚至笔战。Glaser实证主义的色彩较为浓烈，批评Strauss与Corbin把先存概念、分析问题与方法技术强加在资料与分析之上（可参阅Charmaz, 2000）。

不同背景的两人的合作，使得扎根理论具有以下特色：其一，扎根理论被定位为最“科学”的质性方法，希望透过遵循实证主义精神的科学原则，来说服量化的社会科学家，质性资料也可以被严谨、体系性地分析。其二，扎根理论秉持象征互动论的传统，强调对社会的了解应立基于当事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与自我认知。

什么是扎根理论？Strauss与Corbin（1997: 26）给的定义是：“一种运用体系化的程序，针对某一现象来发展并归纳式地导引出扎根的理论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让我用负面表述的方式，借用Roy Suddaby（2006）所列出的对扎根理论的六种常见误解，来澄清扎根理论“不是”什么：

（1）扎根理论是很容易操作的研究方法；

（2）扎根理论研究者在进入田野前不宜事先阅读相关的文献，最好保持开放的研究议程，以避免受到理论与文献的“污染”；

（3）扎根理论只是原始资料或主体经验的呈现；

（4）扎根理论跟内容分析差不多；

（5）扎根理论就是运用一套制式步骤来分析资料的技术；

（6）扎根理论是最理想而科学的质性研究方法。

澄清误解一：扎根理论不是忽略方法论或文献的借口

毕恒达曾经检索台湾的社会科学硕士论文，发现其中有非常多的人宣称自己所用的研究方法是扎根理论，尽管仔细阅读正文会发现其操作与分析都跟扎根理论没有太大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就如上述的第一种常见误解，许多人把扎根理论视为一种“容易”的方法，以为只要把根扎在资料中，就不用念那么多的文献，或者，只要照表操课把资料编码，就一定可以“发现”理论。这样的误解，让许多研究者以为扎根理论可以是他们忽略方法论或文献的理想借口。

传统的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的论文，多把文献探讨一节放在导论之后、正文之前，借此回顾检讨先前的研究成果，以提出研究者自己的研究架构与假设，这样的书写顺序也大致符应了研究的步骤顺序，也就是先有理论假设，再根据经验资料进行测试与验证。扎根理论的书写则常常把文献的讨论放在正文的后面，这种做法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对于研究顺序的误解：是不是应该先做田野，然后再读文献，以避免受到既有理论的“污染”？

这样的误解把研究者的心灵看成白板（tabula rasa）一块，以为不读文献就可以维持“知识上的纯洁”，其实是天真盲目，又不可能达成的科学神话。任何研究者的心智感受都不可避免地铭刻着先前的知识与经验，事实上，我们对于研究对象的认知、对资料的了解，相当程度上仰赖先存的知识与经验（Glaser & Strauss, 1967: 3）。如果采取完全开放的研究议程（也就是说，抗拒在研究初期设定研究方向或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即便这些方向与问题只是暂时性的），很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充斥着随机选取、漫无重点的描述性资料（Suddaby, 2006）。

澄清误解二：扎根理论不是不需要理论导引，而是要避免“套理论”

其实，扎根理论不是不需要理论的导引，而是要避免让既有的理论概念支配与局限了我们对于资料的了解与掌握，也就是不要“套理论”，让既有的文献造成研究者先入为主的理解，用白话文说，就是只看到你想看到的事。扎根理论反对的是从“大理论”或已然成型的理论假设发问，但不反对以具有理论意义的概念为出发点进行探索，例如，认同、小区、秩序、变迁（Timmermans & Tavory, 2007: 501）。然而，究竟什么样的概念可以在研究之初使用仍值得商榷。如Glaser就一直反对研究一开始就使用性别、阶级、种族等概念，除非它们从资料中浮现（Glaser, 1978: 60）。

扎根理论也强调理论触觉（theoretical sensitivity）的重要性（Glaser, 1978）。它指的是一种能察觉资料内涵意义之精妙的洞察力与敏感度（Strauss&Corbin, 1997: 46）。我有个朋友曾经开玩笑说：“你们念社会学，老是把我们觉得不相关的事联系在一起，或是把我们觉得差不多的事说得大不相同。”这句玩笑话倒是点出理论触觉的作用，理论触觉可以帮助我们体察现象与话语的深层意涵，区分相关与不相关的事物，以及察觉事物之间潜在或结构性的关联。

要怎样才能增加我们的理论触觉呢？Strauss与Corbin（1997）建议：一要仰赖对文献的阅读，二是专业经验，三是个人经验，此外，最重要的是透过对资料的爬梳进行理论化。他们提到几种具体的方法：针对资料不断发问，如who、when、where、how、what、why等问题；详细分析资料中的字眼、词组、句子；对不同现象与个案持续进行比较；当事人认为理所当然之处，比方说出现“一直都是”“本来就这样”等字眼，都要“摇红旗”，提醒自己事情未必如此。

澄清误解三：扎根理论不是呈现原始资料，需经过体系性的编码分析

Suddaby（2006: 635）认为，许多人把扎根理论与现象学式的研究混淆，后者关心的是行动者在生活世界里的主体经验，研究者多采取深入访谈的研究方法，并以原始资料的形式呈现，以掌握其中丰富的细节与语言的使用。扎根理论则不然，它更关心的是主体经验如何抽象化到理论的层次，以建立社会情境与过程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仰赖的方法不只是深度访谈，也包括田野观察。对扎根理论来说，资料必须经过消化、整理、比较，也就是编码（coding），也有人翻成“译码”（林本炫，2003）或“登录”（徐宗国，1996）。

什么是“编码”？这一重要的分析过程连接了收集资料与发展理论两个研究过程，经由编码，研究者界定资料中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开始理解它们的意义（Charmaz, 2008: 46）。编码的基本原则在于对资料进行持续的比较，从中撷取主题（themes）、建立范畴（categories）。从而帮助研究者提炼出“接近真实世界、内容丰富、统合完整、具解释力的理论”（Strauss &Corbin, 1997: 64）。

对没有经验的人来说，编码似乎是一个玄妙的过程。基于此，Strauss与Corbin在《质性研究概论》一书中，致力于将编码的过程陈述得更为明确与具体。他们区分出三个不同的编码过程：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主轴编码（axial coding）与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在这里，我介绍经Kathy Charmaz（2008）改良过的编码步骤。她分为四个步骤，要注意的是，这些步骤虽在程序上有先后，但在研究过程中是交错、来回进行的。这些步骤不是单一线性的进程，你可以从开放式编码开始，经过聚焦编码，视实际条件需要，进入主轴编码或理论编码的程序。

（一）开放式编码（open coding）或初步编码（initial coding）

摊开你的田野笔记、访谈稿以及其他文件（不论你把它们印出纸本用笔编码，还是在计算机中利用质性分析软件编码），逐字逐句阅读，对于其中的行动、事件、过程等片段加以分解、比较，然后赋予一个概念性的标签（labeling），这就是你的符码（codes）。这些符码应该简短而简洁，尽可能地贴近你的资料。符码可能是比较抽象的社会学建构（如“公私领域区分”“社会化”），或者是援用当事人的用字遣词作为符码，也就是所谓的活生生的符码（in vivo codes），以生动的意象保存当事人的意义。

参考方块 3-1：开放式编码：以我对一位台湾外佣雇主的访问为例

初学者经常感到困惑，该如何赋予符码呢？Glaser（1978: 57）建议我们，阅读资料时要问自己以下问题：“这些资料可以让我们研究什么？”“这个事件指涉什么范畴？什么范畴的面向，或是什么理论的部分？”“资料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其中呈现怎样的心理过程或结构过程？”这些质问帮助我们反刍消化资料，而不是直接援用既有的理论概念〔Glaser戏称为学者的宠物符码（pet code）〕。然而，进行开放编码时也无需太过犹豫反复，记住，这些符码是暂时性的（provisional）、开放性的，未来还会进一步修正。

（二）聚焦编码

在此阶段中，编码的方向较明确、较具选择性与概念性。我们在先前发展出来的符码中，拣选出比较具有显著性且彼此相关的，聚拢在一起整合成范畴（categories）或分析性的概念（analytical concepts），这个过程也就是范畴化（categorizing）。具体来说，开放编码帮助你仔细消化与解读你的资料，你开始发现，有些符码频频出现或是屡屡相关，凸显你的资料中最丰富、有趣的主题，这时候，你可以发展出一定数量的范畴，以作为聚焦编码（focused coding）的基础，好用来分析更多的资料。基于操作上的考虑，范畴不宜过大，如果是用手工的方式编码（用剪贴的方式放在word文档里），我建议以不超过20个为宜，如果用计算机软件编码，可以多一些。当然，这些范畴也是暂时性的，在聚焦编码的过程中，你会加以修正删减，或是会浮现出新的范畴。

（三）主轴编码

先前的编码步骤在于把资料分解帮助我们进行比较，主轴编码的目的则在于把这些分解后的符码，以一个范畴为主轴，重新组合成一个融贯的整体，以及在范畴中区分出不同的次范畴。Strauss与Corbin（1997）在书中运用许多实证科学性的字眼来尝试建立次范畴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把“疼痛”的范畴区分出不同的性质、面向与程度，然后指认条件、现象、脉络、行动与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甚至建议使用一些生硬的科学术语，如“条件矩阵”。这些做法被后进的扎根理论学者批评：过于强调客观实在的分析，偏离主体经验，因果分析也流于线性。因此，我建议仅采纳其原则，不需要照表操课，同时在主轴编码中纳入行动者认知的分析〔参见Charmaz（2008: 61-62）的研究案例，也见下列林本炫的研究案例〕。

（四）理论编码

资料经过聚焦编码后，我们可以运用理论编码（theoretical coding），来帮助我们指认出不同范畴之间的理论关系。理论编码是Glaser（1978）提出的概念，对他来说，编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实质编码（substantive coding），包括开放编码与选择编码；第二是理论编码。Glaser提出理论编码家族（theoretical coding families）的说法，指的是一系列或一组理论符码（theoretical codes），用来帮助研究者指认或建立范畴之间的理论关系。他建议了十八个“理论编码家族”，其中比较重要的家族包括六个C：原因（causes）、脉络（contexts）、偶发（contingencies）、后果（consequences）、共变（covariance）以及条件（conditions）、过程（如阶段、转变、轨迹）与程度（如强度、可能性、连续性），其余还有面向、类型、策略、互动、认同、分界（cutting points）、目的与手段的联结、文化、共识、单位、时序、建立模型等家族（详见Glaser, 1978: 73-82）。

澄清误解四：扎根理论与内容分析不一样

在介绍完编码的不同步骤后，有些人可能在想，这样的资料分析是不是跟内容分析差不多呢？这是第四种常见的对扎根理论的误解。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通常分析信件、报纸文章、会议记录、新闻报道、节目影片、计算机网际网络等资料，以特定的符码（codes）计算次数。两者的不同在于，首先，对于扎根理论来说，编码的目的不在于将质性的资料转为量化的资料，而是一个研究者诠释资料的过程。不像内容分析是先有符码，再依此分类资料并计算其数量分布。扎根理论强调要从资料中浮现与建立符码。其次，不同于内容分析以及其他研究取向，把资料搜集与资料分析视为分开的过程，对扎根理论来说，田野观察（或深度访谈）与资料分析、文献阅读是一个“不断交错进行、呈螺旋状向上攀升的过程”（林本炫，2003:174）。

编码的过程不只是让我们分析资料中有的内容，也帮助我们指出资料中的不足之处，好引领我们去收集下一步的资料。在此过程中，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是扎根理论的一种关键性方法。你或许会想到，其他的研究方法也经常采用理论抽样，或是所谓的立意抽样（purposive sampling），那么，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呢？一般的理论抽样，根据的是既有的理论进行立意抽样，经常是研究的初始设计已经安排好，依此选取个案后，对每个个案的访谈问题大致相同，也就是所有的问题都问。根据扎根理论进行的研究，一开始也会基于类似的考量进行初步抽样（initial sampling），但所谓的“理论抽样”指的是研究进行过程中，研究者根据资料编码与分析过程中浮现出的理论范畴，再进行个案的扩充与采集，其目的不在于扩大个案的数量，而是获取进一步的资料来帮助研究者厘清范畴、丰富概念内容，或是补强范畴内部、范畴之间的缝隙与漏洞。此时越接近研究尾声，理论抽样的个案的访谈问题越集中，为的是补强，不需要问所有的问题。理论抽样与其说是一个明确的研究步骤，不如说是一种策略，帮助研究者针对个别研究的目的与需要而弹性地运用（Charmaz, 2008: 107）。

我在研究雇用外籍帮佣与监护工的台湾家庭的时候，初步抽样的方式只是透过滚雪球，随着访谈个案的增加，以及初步编码的完成，我开始察觉到雇主内部劳动控制与互动模式的异质性，进而发展出一些类型化的区分，如“地位区隔”“母权保护”“私人关系”“生意关系”等，其中“母权保护”的个案较为有限，在稍后的研究里，我会寻求更多类似的个案来丰富此一范畴的内容，这便是一种理论抽样。另外，我也开始注意到“代间关系”这个范畴的重要性，有许多年轻女雇主向我反映，雇用外佣时必须注意到婆婆的感受，或者，雇用的动机本身就是为了跟父权家庭讨价还价。如果我当时秉持理论抽样的原则，应该开始访谈婆婆，如此一来，可以进一步丰富代间关系的范畴。

澄清误解五：扎根理论不是一套分析资料的制式技术

第五种常见的误解，认为扎根理论就是运用一套制式技术来分析资料，忽略了其所强调的对于资料的开放诠释与弹性编码。Charmaz（2008: 115）提醒我们：“扎根理论的原则提供给你的是处理素材的把手，而不是替你做工的机器。”为了以开放、弹性的方式分析资料，并发展理论意义，扎根理论很重视的一个研究步骤是撰写分析备忘录（memos）。许多人误以为，要把全部资料收集完，才开始分析资料，以及要等全部资料分析完以后，才开始写作。扎根理论告诉你，错了，要一面收集资料，一面分析资料，同时，在分析资料的过程中，要陆续地写下你的想法与心得，包括对资料的初步分析与诠释，或是接下来想做的工作（实例可见谢国雄，2007）。这些备忘录帮助你分析你的资料与符码，帮助你发展理论范畴与概念，也帮助你进入写作论文的阶段。

在编码、理论抽样、写作备忘录的过程中，你应该逐步发展出一些浮现中的概念（emerging concepts）。许多认为扎根理论只是透过资料的持续比较与分类，用归纳的方式发展理论范畴，但其实，扎根理论同时也运用理论抽样来进行演绎式的思考或是所谓假设推论（abductive inference），也就是考虑所有可能的对资料的理论解释，形成假设后再透过资料来检证，从而找到最可能的解释（Charmaz, 2008: 104）。

那么，这样的螺旋研究与推理过程，何时方有尽头？扎根理论提出理论饱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的概念来回答，意思是说：当你觉得收集到的新资料不再衍生新的理论洞见，也无法呈现理论范畴中新的面向时，你的理论范畴就“饱和”了。当然，有关理论饱和的判定是非常抽象与主观的，必须谨慎小心。过早宣告达到理论饱和，可能只是因为你没有更深入地分析你的资料或没有细致化你的理论范畴，这样的“饱和”达到的是肤浅的分析。也有人认为“饱和”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因为这是研究者个人的臆测，也无法被证验，所以不如以理论充分（theoretical sufficiency）作为分析的终点比较合适（Dey, 1999，引自Charmaz, 2008: 114）。

那么，衍生的理论是怎样的理论？扎根理论区分实质（substantive）与形式（formal）理论。前者针对的是一种实质经验或实质领域的知识，如病人照顾、种族关系、青少年犯罪等。在实质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者可以逐步发展出形式理论，属于比较抽象、概念性的研究，如烙印（stigma）、社会化（Glaser & Strauss, 1967: 32）。

澄清误解六：正视扎根理论的局限与缺点

让我们回到最后一种常见的误解，就是把扎根理论视为最理想、科学的质性研究方法，而没有正视其局限与缺点。扎根理论受到的批评主要在于以下几个层面，前面三点正是延伸个案法所要对话之处，下节会再详细讨论。

（1）扎根理论过于强调立基于经验，编码的方法善于对微观层面的情境与行动进行命名与分类，但较难对现象提出社会结构文化的整体性分析。或者，有些研究者倾向于把个案视为样本，让个人经验脱离背后的历史与结构脉络。

（2）传统扎根理论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预设了单一社会实在，以及客观真相的存在。不论是后现代学者，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批评这是一种“童话故事的认识论”（Wacquant, 2002: 1481），忽略研究者的介入与对话，因而也无法反省研究者的先存偏见。

（3）传统扎根理论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过度依赖当事人的所言所说，因而可能忽略行动者“所作所为”背后的实作逻辑（logic of practice）（Bourdieu, 1990），以及下意识的、非言说式的（non-discursive）行动意义（Giddens, 1984）。比方说，当男护士在访谈时对研究者强调护理工作的原型是“情境管理”而非“照顾工作”时，可能因为他们下意识地想要回避护理与照顾工作的女性化污名，因而借此论述策略来建构符合其男性雄风的“专业”面向。

（4）扎根理论的资料分析，尤其是编码的过程，被批评容易导致资料的过度切割与零碎化，结果导致三重区隔分离：“把经验与经验主体分隔开，把意义与故事分隔开，把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分隔开。”（Charmaz, 2003: 521）研究者依赖质性计算机软件进行资料分析与编码时，尤其容易导致这样的问题，资料被计算机切割得过于零碎，无法整体性地呈现与掌握研究主体的经验。

（5）许多研究者反映扎根理论在实际操作上存在困难。例如，林本炫（2003）以他实际的经验怀疑：“在有限的个案和时间、精力的限制下，到底能做多少理论抽样与比较？”过度强调不要受到既有文献的影响，可能造成研究上的发现重复与浪费时间：一面分析资料、一面收集资料，固然有其研究美意，但往往拉长研究时间，以及碰到理论抽样找不到适当个案等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