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为的门槛模型

门槛模型研究两者择一的情况——行动者有不同且互斥的选择。大多数的情况中，行动者可以被认为有一个正面、一个负面的决定——决定去做一件事或不去做，比如是否要加入一个暴动。更进一步，一个人决定采取一项行为的成本效益比较部分取决于有多少人采取相同的决定。以参加暴动为例，一个人参加暴动的成本会因为暴动规模的扩大而逐步降低，因为参加的人愈多，被逮捕的机会愈小。

在此一模型中的个人仍被假设为是理性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目标、偏好以及对情境的评估都给定的状况下，他们的行为准则是极大化个人效用。个人的不同是本模型的焦点。不同的人在决定加入暴动之前要求不同的安全感，因此在暴动中所能获得的利益也不一样。描述这个人人不同的关键概念就是每个人加入行动的不同“门槛”。一个人加入暴动的门槛被定义为“在我加入之前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已经加入”。一个极端分子的门槛会很低：他认为参加暴动的利得会很高，而被逮捕的成本则很低。有些人会“极端”到门槛是0%——就是那些没人参加暴动也会主动引发暴动的人。他们是煽风点火者。保守者的门槛则很高——他们会认为参加暴动的利得会不高甚至为负值，而被逮捕的成本则很高，因为他们是“可敬的公民”而非“恶名昭彰的群众蛊惑家”。门槛高达80%或90%者比比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死也不会参加暴动的人，而给定他们的门槛为100%。

事实上我们不需要从一个人的门槛去分类谁是极端者，谁是保守者，这个概念的长处之一就是可以避免这样粗糙的分类法。因为门槛是复杂的成本效益组合出来的结果，两个门槛相同的人也许在政治立场上并不相同，就像俗语所说的“同床异梦”者。门槛只是一个人做一件事前认知会得到的利益超过预期成本的那一点。

这篇论文的焦点在于形式模型，而非暴动行为的实质探讨。在描述模型时，我会不时谈到“暴动门槛”，只是因为这例子十分易解而明白；但它并无特殊意涵，读者要常想到这例子可以应用在任何两者择一的选择上。在讨论模型之前，我因此提出一份清单，列举门槛模型适用的两选一决定。

（1）新发明的传播。比如韩国村庄的妇女会对采用家庭计划生育犹豫不决，直到同村中一定比例的妇女使用了才会放心。不同妇女会因为不同的教育、年龄、丈夫意见、村中非正式地位以及个人品位而有不同的门槛（Rogers, 1975; Dozier, 1977）。

（2）谣言与疾病。在传播谣言之前，必先听到谣言。但每个人相信谣言的程度不一，一个人也许比另一个人要更多听几次才会相信而传播它。谣言易信程度就是一种门槛。相同的情形也可以用在疾病传染上，这时易信程度就变为易感染程度：需要暴露在多少带病者的环境中才会感染因人而异。

（3）罢工。工人必须先计算有多少人已经承诺加入才会决定是否罢工，因为一小群人的罢工成本会很高，在脆弱的雇佣关系中尤其如此。我们可以想见无终生合约的老师参加罢工的门槛必然高于有合约者。

（4）投票。一个人决定投给哪个候选人也许取决于他周遭的人要投给谁，部分是因为社会影响力，部分是因为人们不愿浪费他的一票。结果就是我们常称的“锦上添花现象”。

（5）教育成就。一个人是否去读大学常受影响于他的同届同学。这部分是因为同侪影响，部分是因为别人都念大学了，我不念，将来劳动力市场上要的学历愈来愈高，我会不好就业（Berg, 1970）。

（6）离开社交场合。我们都有一种经验，就是在一个无聊的讲演中，想离开又不敢，因为别人还没有如此做。人们离开演讲、晚宴或酒会的门槛高低不同。其不同部分来自个人特质——是否够体谅够有礼——部分则取决于个人义务的压力。

（7）移民。众所周知，移民的决定是高度取决于其他移民者的，也就是所谓“连锁移民”（MacDonald and MacDonald, 1964）。那些门槛较低的移民往往有较多的心理及经济上的资源。

（8）社会心理实验。在确定一事的实验中，结果人们常常会因为被告知同一边的人数多寡而选哪边站（Asch, 1956; Milgram, Bickman and Berkowitz, 1969）。“随危险而变立场”的实验可以做受实验者由保守转趋冒险的时间序列分析（Pruitt and Teger, 1971）。旁观者的介入常会变成“帮助（过关）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