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通观全书，我用“西方”这一概念来指代源自希腊与罗马的古典文明体系。在罗马帝国崩溃的过程中，这个体系幸存下来了，在之后的岁月里，古典文化被传播到欧洲的西部和北部；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在殖民扩张的岁月里，从15世纪到19世纪，西方文明延伸到美洲与澳洲，并涉足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至于现在，这个文明所秉持的理念则渗透到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诸多领域，其影响之大，远远超过西方人口和土地面积所体现出的表象。在本书中，每一章的章节标题，都能反映出西方文化传统共通的特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都有着完全一样的价值观，或者西方社会的核心体系与实践在之前2500年的时间里都不曾改变过。我相信，批评家一定会对欧洲军事体系的活力、西方文明的本性提出争议，对于这类当代文化领域的讨论我并无兴趣参与，因为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西方的军事力量而非道德水准上。

因此，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东西方的差异分析上，特别是军事体系的威力方面，并将西方文明和其他源自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文明进行比较。由于分析问题时采用了较为概括的方式，读者应当注意，欧洲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不同，而东西方文化之间也并非始终处于一家独大的状态，两者之间的对立也未必始终存在。在讨论一些范围更广的话题，例如政府、宗教与经济时，我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去解释西方军事力量的来源，而不是详细阐释西方文明的基本特性及其演进过程。

因此，这本书的受众，并非那些钻研学术的专业人员。相反，我试图向普通读者提供一本能够反映西方社会战争形态的综合性书籍。这本书贯穿了西方文明2500年的发展史，并且始终关注着文明的总体走向，较之那些专注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进行基本研究的原创著作，本书与其有着本质区别。在本书的写作中，只有遇到直接引用原文的语句时，我才在正文里采用学术引用的规范方式，至于那些关乎历史事实的细节信息，则可以参考全书末尾提供的书目，其中包括一手和二手的资料来源。

在此，我需要向许多人致以谢意。感谢萨宾娜·罗宾逊和卡林·李，他们是优秀的校对人员。感谢凯瑟琳·贝克，他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军事历史专业博士生，帮助我完成了编辑和目录整理工作。再一次感谢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古典学专业的同事们，包括布鲁斯·桑顿教授，他通读了整本手稿并向我指出了大量的错误。路易斯·科斯塔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的艺术人文学院院长，在他的帮助下，我得以在最终完稿之前，对为数不少的图书馆进行访问，并及时获取了相关手稿的信息。下笔至此，我希望能够再一次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此外，关于西方式战争的理念，我也从乔弗里·帕克、约翰·基根和拜里·斯特劳斯的作品中受益良多，并在与约西亚·邦廷、艾伦·米莱特、乔弗里·帕克、约翰·林恩和罗伯特寇利的交谈中颇有所获。我要感谢查尔斯·格瑞古斯、唐纳德·卡根、约翰·希斯、史蒂文·奥兹曼特和布鲁斯·桑顿，感谢他们持续的友情付出。在过去的十年中，唐纳德·卡根和史蒂文·奥兹曼成为我的良师，使我能够更好地学习西方文明发展史的知识，在常常充满恐惧与压抑的时代里，是他们传承着西方文化遗产的火种。同时我还要感谢丽塔·阿德伍德、尼克·杰曼尼克斯、黛比·卡扎兹斯、米歇尔·麦肯纳和丽贝卡·西诺斯，谢谢他们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巨大帮助。

M. C．德雷克女士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弗雷斯诺分校戏剧艺术与设计专业的教授，她为我绘制了文中地图的原始版本，非常感谢她的帮助。我的文学经纪人格兰·哈特利和林·楚，和我合作的友谊已经超过十年之久，他们给了我许多其他地方无从获得的建议。在弗雷斯诺南部一个偏僻农场和嘈杂纷乱的纽约之间，他们为我建立了通信纽带。同样的，我也需要感谢双日出版社的编辑——亚当·贝洛，感谢他帮助我完成了这本书以及之前的一些作品。

我的妻子卡拉，进行了全书终稿的校对勘误工作，在这里我希望再一次感谢她的支持，并对她维持一个大家庭——包括3个子女、6条狗、7只猫、1只鸟、1只兔子外加1幢120年高龄老屋以及60英亩赔本的果树和葡萄藤种植区——所付出的辛劳，致以深深的谢意。我的三个孩子，苏珊娜、威廉和泡林，在我完成这本书时，再一次承担起农场中的许多工作，并帮助维持家庭的日常事务。

V. D．汉森

于加利福尼亚塞尔玛

200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