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卦时”论：论证庆历新政的变法改革思想

政治实践需要理论和思想指导。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如何配合新政探索出一种有效的改革理论和指导思想成为了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李觏对当时逐渐展开的庆历新政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并热情地为新政呼喊。改革就是拨乱反正，化矛盾和混乱为和谐和秩序，为此就需要对客观形势进行全面分析研究，较为确切地把握全局，同时及时调整对策，采取妥当的措施。《周易》作为拨乱反正之书，对变通和应变有着高超的阐述，“卦时说”是其精髓之一。所谓卦时，是指《周易》的六十四卦，每卦各自象征某一事物或现象在特定背景中产生、变化和发展的原理及规律，而与卦义相伴随而存在的这种特定背景，《易例》就称之为“卦时”。六十四卦就代表六十四种各不相同的“时”，即塑造出六十四种“特定背景”，从不同角度喻示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理和规律。如泰卦象征“通泰”之时，否卦则象征“否闭”之时，讼卦象征“争讼”之时，既济象征“事已成”之时，而未济卦则象征“事未成”之时，等等。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有六爻，六爻的变化情况都是限定在该卦特定的“时”中来反映出事物或现象阶段发展的规律性。因此，每一卦的《彖传》往往断定该卦“之时义大矣哉”！

研究卦时是把握六十四卦的核心所在，卦时从总体上支配着六爻的具体形势，爻是服从于卦时的，必须根据卦时适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和对策。行为本身并不能决定其后果如何，关键是要看行为是否适时，顺时而动则吉，逆时妄动则凶。所以义理派易学关注人事，当然就非常重视对卦时的研究阐述。王弼的易学研究以卦为时，代表客观形势；以爻为人，代表主体行为。通过研究卦与爻的关系，来论证客观形势与主体行为的关系，选择适宜的时机和妥当的对策。他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卦以存时，爻以示变”。精辟地说明了卦与爻的关系。李觏的易学就是继承了王弼的这个思想，他“著《易论》十三篇，援辅嗣之注以解义，盖急乎天下国家之用”，把卦时作为易学研究的重点，以卦与爻的关系为核心来论证他的改革理论。他在《易论》中指出：“时乎时，智者弗能违矣。先时而动者，妄也；后时而不进者，怠也。妄者过之媒，怠者功之贼也。”就是说智者要适时而动，先时而动是妄动，会招致过错，后时而不动也不对，是保守懈怠，会无功得咎。

理论上的系统架构问题容易解决，难处在于《周易》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且“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六十四种“时”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组合变化莫测，难以对其作出周全细致的分析研究。要想对其有较为透彻地了解和把握，针对具体情形采取妥当措施适时而动，是研究和把握卦时的难点所在。朱熹对此曾说过：“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所以，如何把变化无穷的时和事统一起来，是一个理论难题。对此，李觏在《易论》中有所阐述：

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时既不一，事亦不同，不可相假者也……时虽异矣，事虽殊矣，然事以时变者，其迹也。统而论之者，其心也。迹或万殊，而心或一揆也。若夫汤汤洪水，禹以是时而浚川；黎民阻饥，稷以是时而播种；百姓不亲，契以是时而敷五教；蛮夷猾夏，皋陶以是时而明五刑。其迹殊，其所以为心一也。统而论之，谓之有功可也……苟不求其心之所归，而专视其迹，则散漫简策，百纽千结，岂中材之所了耶？

这种思想就是基于《易传》所说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而立论的。李觏的这个观点已经十分接近于后来程颐的“一本万殊”，以及朱熹的“理一分殊”的思想了。王弼指出：“故名其卦，则吉凶从其类，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现实问题就是，这里的“时”和 “用”的具体内涵，也是因时而变的，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理解，义理派易学对“时”和“用”的分析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点和风貌。魏晋、隋唐和两宋时期的理解必然是不同的。

北宋前期，三先生和李觏等人虽然继承了王弼的义理派易学的传统，但都力图超越前代，有所创新。李觏就说过：“古今解者，唯王辅嗣尤得其旨，然亦未免缺误。况此经变动无常，学者不能知所准的。觏常撮其爻卦，各有部分，仍辨辅嗣之失，因欲作《易论》十篇。”李觏针对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结合庆历之际变法改革事业的现实需要，在《易论》中对六十四卦的卦时“统而论之”，作了详细阐述。他指出：

“有因时立事，事不局于一时，可为百代常行之法者，如仁、义、忠、信之例是也。故夫子于上、下《系》所称者，十有九爻未有言其时者，盖事不局于一时也。是故时有小大，有以一世为一时者，此其大也；有以一事为一时者，此其小也。以一世为一时者，否、泰之类也，天下之人共得之也；以一事为一时者，讼、师之类是也，当事之人独得之也。借如今之世，泰之时也；天下所共矣。

李觏把六十四卦的卦时分为了三类，分别是 “事不局于一时”之时、“以一世为一时者”之时和“以一事为一时者”之时。第一类为 “明体”，所谓“可为百代常行之法者”，“如仁、义、忠、信之例”都是“历世不可变者”。第三类是“达用”，“以一事为一时者”，用以处理各种分殊之事，而为“当事之人独得之”。第二类“以一世为一时者”之时则是对时代局势的评估和把握。李觏对庆历之际时局作了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当时正处于泰时：“借如今之世，泰之时也；天下所共矣。”他说：“泰者，君臣合好，君子在位，小人在野之世也。然物既大通，多失其节，故不具利正之德也。”

李觏“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精神决定了他把研究卦时的重点放在了第三类的“达用”之时上。他详细列举了十六种“以一事为一时者”的卦时：

若其倥侗之质，求师辩惑，蒙之时也；立身向道，非礼勿行，履之时也；居其德义，以待施惠，井之时也；自远之近，观鉴朝美，观之时也；量能受任，各当其分，鼎之时也；夙夜在公，干君之事，蛊之时也；用其刚正，辩物之事，讼之时也；断其刑罚，无有不当，噬嗑之时也；出军遣将，以讨不庭，师之时也；险难在前，按兵观衅，需之时也；民有困穷，从而养之，颐之时也；事有所失，知而改之，复之时也；礼有过差，议而定之，节之时也；逸乐之情，约之以正，豫之时也；文饰之盛，反之于素，贲之时也；人有觧慢，示之以威，震之时也。夫此之类，皆以一事为一时，而诸卦之时，君之所遇者多，以事无不统也。臣之所遇者寡，以事有分职也。

李觏着眼于经世致用，对于庆历时局的重点把握放在对君主的要求上，因为“诸卦之时，君之所遇者多，以事无不统也。臣之所遇者寡，以事有分职也”。君主位居国家的权力中枢，事无巨细，无不总统，掌握最高决策的权力，其所思所为，一举一动都决定着时局的走向和国家的命运。虽然当时处于泰时，但“泰之极，则城复于隍；既济之极，则濡其首”。所以作为君主要时存警惕畏惧之心，勤谨为政，因为“祸福倚伏，诚可畏也”。

李觏通过对卦时的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君主对于朝政中君子与小人政治势力的对比和对于新政改革成败所起的决定作用。他在《易论》中着力阐述了以下卦时：

乾坤何时也？

曰：乾者，圣人进取天位，非承平之时也。故初则潜，二则见，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五则飞，上则亢也。坤者，圣人防闲臣下，非大通之时也。故初则履霜，上则龙战，三则含章而不敢为首，四则括囊而后无咎，五则黄裳而后元吉。唯二居于下卦，履其中正，乃可任其自然也。

又问：大过之时，则务在救危；遁、明夷之时，则贵乎避难，何其不同也？

曰：大过之时，本末虽弱，而未见君之昏乱，臣之谗邪。是国家之难，何世无之？君子之义，不得不救也。遁则小人得志，明夷则暗主在上，忠良之士，徒见害而已，无足可为也。君子之智不得不避也……然则剥与明夷孰为大祸？

曰：小人虽盛，制之在君，故贯鱼以宫人宠，则无不利，是祸之小也。主之暗，则未如之何，故南狩得其大首，是祸之大也。

又问：屯也，蹇也，困也，名相近也，请言其别。

曰：屯者，动乎险中，可为之世也，然而足以有功矣！蹇者，见险而止，不可为之世也，然而足以无过矣！困者，刚见掩于柔，君子为小人所蔽，穷厄委顿者也。人之所患，莫斯之甚也。

比也，同人也，随也，义相类也，请言其异。

曰：比者，刚得尊位，上下应之，天下之人皆亲其君也。同人者，柔履中正，而应乎乾，同志相合，物各有党也。随者，刚来下柔，动而之悦，谓能下于人，动则人悦，莫不从其所为也。上之所务，莫斯之大也。

在李觏看来，乾非承平之时，坤也非大通之时；有利的形势是比、同人和随之时，尤以随之时为好；屯、蹇之时尚可有功、无过；而困、剥、明夷之时则属不利形势，尤以明夷之时为甚。李觏之所以不惜笔墨，对卦时作了如此详尽的阐述，目的就是为庆历之际逐步推行的新政进行论证，研究其可行性，分析时局，寻求对策，适时而动。依照李觏的观点，当时的北宋正处泰时，有利的形势是“君臣合好，君子在位，小人在野”，但也有“物既大通，多失其节，故不具利正之德”的不利因素。针对这种局面，为了使新政避免失败，取得成功，李觏提出了两项原则：“天道之变，日星循环，占之而不舛者，以知其数也。人事之动，情伪交错，应之而不谬者，以知其势也。持之以正，用之以中，百禄之来，弗可辞也已。”即一方面要努力掌握客观处境，认清形势，做到“知其势”，另一方面要遵循中正之道，坚持道德原则，“持之以正，用之以中”，这是主持政局的君臣必须共同遵守的原则。但李觏深明守道之难，他说：“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哉”！北宋仁宗朝社会继续发展，虽已然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尚能因循苟且时日，还没至于到了“天下之至变”，李觏岂非已经预见到了新政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