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魏相易学的政治伦理思想
魏相易学资料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通过以上所说，由于《说卦》的发现而有了一个新的自然和人事的图式，这就是卦气说。魏相因为顺应了这个潮流，因而他的地位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说他是卦气说的先行者是不为过的。这个先行，是植根于当时发现的《说卦》以及长期以来人们谈论卦气诸因素的综合结果。这是一个不同于董仲舒时代的新的理性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必然结果。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是一整套阴阳五行的神学目的论，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是符合统治者的需要的，魏相易学的不同则是企图通过理性化的卦气设计干预政事，这种理性化是一种全新的时空框架，以卦爻为其表现形式，尽管是在初始阶段，某些方面还不能完全脱离臆想成分，但是整体已经具有了象数思维的理性推理特征，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儒家思想的核心要素，即仁政德治的主张。这种主张既非说教，亦非简单的推己及人的领悟，它把自然运行的价值落实在君王官吏、封建政治的治理效果上，这就具备了不仅仅是道德调整，更重要的是政治调整的功能。而道德调整主要是考察君王以及君王与臣民之间的伦理关系，其重心是在君王，于是道德调整也就势必贯彻着政治调整。而政策设计和实行，它的功效以一种天人相连的外在卦气得到评判，这种评判最终也就落实到君王官吏的道德考察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总的来说，魏相易学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的政治理想的总原则，也即是人的行为，尤指君王的行为以符合自然的和谐运行为第一要义。自然和谐运行是指人效法天道的规则，以阴阳和合、阴刑阳德为手段，因时治理，这样就会上下和合，秩序井然。为此，魏相用卦气设计了这种理想图示。 “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震、离、兑、坎是四正卦，配上了四方四时，另外用坤和艮卦配以中央之地，但是这里并未讲清楚配置何时。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全新的系统。这种自然的和谐在于各自守分，“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而人事之和谐在于尊天而动，“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
第二，强调阴阳运行的重要性，强调阴阳对待的辩证性，特别指出有违于天道将导致惨重的灾害咎殃。 “阴阳未和，灾害未息”，其原因是天和人相互感应，上天阴阳失调，则人亦有事；人不能讲究伦理道德，则会在天道上有所显现。君王臣民莫不如此，若臣民“奉职不修，不能宣广教化”，也会受到上天谴责，故可知魏相易学除了重心在于调整君王，对臣民也提出了遵行的标准。天道以阴阳表现，阴阳表现莫大于日月运行，所以他说：“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不顺应时动会发生灾害，“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
第三，这个图式具有告诫君王的作用，是一种沟通天人的政治治理模式。封建时代的政治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君王的贤明，即便有贤臣，而无贤君，要有一个治平之世也是徒唤奈何而已。在这一点上，这种新的易学体系由于具有鲜明的自然人文的和谐总标准，并且有一定的征咎劝诫程序，因此在当时来说是有一些功效的。故魏相说：“臣愚以为阴阳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贤圣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并把君王言行与阴阳运动结合起来进行论说：“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草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指出君王不以阴阳运行规律而动势必导致麻烦，有危于政治的稳定，“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
第四，魏相引高帝、孝文、孝景帝故事，以此说明天道运行与人间治理方法的一致性，并赋予其权威的色彩，表示这种图式是不能任意更改的。这进一步加强了孔子《易传》以来社会整体和谐思想的重要性：“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曰：‘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兒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大谒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时，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祠死事者，颇非时节。御史大夫朝错时为太子家令，奏言其状。臣相伏念陛下恩泽甚厚，然而灾气未息，窃恐诏令有未合当时者也。愿陛下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天下幸甚！”此中还强调了设立四季职官的重要性，这也秉承了《周官》以来天人合一的政治伦理思路。
和谐思想自古以来就有，周朝以后则更加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周代的“修德配命”“旌德配天”“敬德保民”等思想实则是强调天人合一图式下人的道德觉醒，“‘天命’——‘敬德’——‘保民’三者统一（或曰宗教、道德、政治融为一体），其中的关键一项，就是‘敬德’，充分体现了周人对道德作用的自觉和重视。”
其后儒道诸家纷纷贯彻和谐之道，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道家讲“冲气以为和”，虽然落脚点不一，但大致是一致的。作为儒家经典的《易传》当然也会秉承发扬这种重要思想，如《系辞》上篇的开头一段就是对以往和谐思想的整合：“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这也可视为儒家以天道推人道，以人道证天道的经典论述。不仅如此，《易传》还有大量关于 “太和”“中和”“时中”的论述，这些论述秉承孔子“中庸”之道，在具体的伦理境遇中讨论具体的应用原则和方法，因此比之《论语》要深入和系统得多。围绕这个传统，自汉初以来，田何传《易》，遵循的是义理论述的路子，而经由漫长历史时期的卦气之说在宣帝之时终于成为一种崭新的天人图示，它由卦象符号结合一年节气阐论天人，劝导君王，其功不可谓不大。魏相的主要作用也就表现在这一点上，只不过魏相易学流传下来的资料较少，其思想结构的体系性不够强大，不过这个图式的作用已经开始发挥出来，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启发了孟喜、京房、焦延寿等人，卦气说终于呈现出成熟的形态，其政治伦理作用也日益显得重要了。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