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江南“灾区化”生成机制

论及明前期江南“灾区化”原因，除了重赋，还有“天”的“作为”，以及“天”与社会的共同作用。下文主要以环境与社会相互关系为视域，以明前期松江府“灾区化”为个案，就江南“灾区化”机制予以剖析。

明代松江府隶属南京。史称：“洪武改元，以松江隶南京，巍然自成一雄蕃矣……松江府领县三，曰华亭、上海、青浦。”松江府东南濒临大海，吴淞江纵横其境，内有淀山湖、泖湖、黄浦、大盈浦、顾会浦、松子浦、盘龙浦，水网密布，农业生产环境比较复杂。正德《松江府志》称：“松江虽名富饶郡，其实古一县尔。分而为二，庸赋日滋而封域犹故也。观于此可以知民力云。”作为典型的南国水乡，“（松江）府境诸水亦自杭天目及苏之太湖而来，渟浸萦迴，由松江、黄浦而会归于海上之。沃以是，而害亦以是。其源委之曲折，蓄泄之方略，非经国者所当知邪？”又，“（松江）府境诸山皆自杭天目而来，累累然，隐起平畴间，长谷以东通波，长谷以西望之如列宿，排障东南，涵浸沧海，烟涛空翠，亦各极其趣焉”。洪武时期，文人袁凯曾作《沙涂行》诗一首，较为生动地描述了松江地域景观——“沙涂”及当地民生状况。诗云：“西起吴江东海浦，茫茫沙涂皆沃土。当时此物不归官，尽养此地饥民户。红尖小麦亩二石，荻芦输囷竟三尺。纷纷赤线何足论，瓜芊青秧密如栉。饥民得此不复饥，昔无一物今五衣。子孙相仍二十载，饱暖得与平民齐。君恩如天不可负，君恩能前不能后。力微势怯官不理，一一奄与强家有。强家犬马厌菽粟，强家下陈尽珠玉。君不闻江头浦边三万家，秋风秋雨夜无烛。”生活在“富饶郡”的松江府小民，缘何遭遇“秋风秋雨夜无烛”的贫困生活？为何地域性“灾区化”趋势不能扭转？兹仅以松江府“灾区化”形成原因为个案而稍加剖析，借以探析江南“灾区化”生成机制。

一 脆弱生态环境与“灾区化”

研究表明：“脆弱生态环境是一种对环境因素改变反应敏感而维持自身稳定的可塑性较小的生态环境系统。”而“脆弱生态环境的成因主要包括自然成因和人为作用。自然成因表明脆弱性态环境的形成是受全球或地区性环境变迁的影响，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人类还难以左右这种变化；人为作用是人类活动的干预使生态环境发生改变，走向脆弱”。明前期江南的生态环境，在自然因素与人为作用之下，很快陷于脆弱状态。江南部分地区的脆弱生态环境成为江南“灾区化”策源地与环境基础。

（一）气候趋冷，江南农业生态环境恶化

在农业经济体系中，气候是重要的影响因子。第一，气候变化影响作物的适应地域。研究表明，在历史气候温暖期，单季稻在黄河流域种植，双季稻可以推进到长江两岸；寒冷期，单季稻普遍栽培在淮河流域，双季稻在岭南地区比较普遍。历史时期气候冷暖变化，引起单双季稻种植地区南北变动，变动约为两个纬度。第二，气候变迁会影响到作物的成熟时间。北半球年平均气温每增减1℃，农作物生长周期随之增减3～4周。第三，气候变化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气温变化1℃，粮食亩产量相应变化为10%；年平均降水量变化100毫米，亩产量的相应变化也为10%。

历史上，我国气候一直处在冷暖交替之中。其中，元末以来，气候转冷，农业灾害增多。如元“至正六年九月，彰德雨雪，结冻如琉璃。七年八月，卫辉陨霜杀稼。九年三月，温州大雪。十年春，彰德大寒，近清明节，雨雪三尺，民多冻馁而死。十一年三月，汴梁路钧州大雷雨雪，密县平地雪深三尺余。十三年秋，邵武光泽县陨霜杀稼。二十三年三月，东平路须城、东阿、阳谷三县陨霜沙桑，废蚕事。八月，钧州密县陨霜杀菽。二十七年三月，彰德大雪，寒甚于冬，民多冻死。五月辛巳，大同陨霜杀麦。秋，冀宁路徐沟、介休二县雨雪。十二月，奉元路咸宁县井水冰。二十八年四月，奉元陨霜杀菽”。据竺可桢等研究，1300～1900年，我国进入明清寒冷期。其中，15～17世纪是五千年来中国气温最低时期，史称“明清宇宙期”，或称之“小冰河期”。据刘昭民研究，1368～1457年，气候寒冷，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 1458～1552年，气候寒冷，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5℃; 1553～1599年，夏寒冬暖，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0.5℃; 1600～1644年，气候寒冷，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 ～2℃。显然，明前期，江南遭遇气候变冷。凡此，易旱易涝，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灾害增多，造成粮食产量下降，生态环境恶化而其脆弱性加剧。

（二）人为因素加重江南生态环境脆弱性

江南地处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湿热，雨水充足，原田腴沃，湖泊河汊纵横，治水事关农业成败，水利系其经济命脉。明代江南，治水并非易事。作为暖热湿润之地，江南湖汊纵横，圩田密布，故而难以形成大规模的长久的公共水利工程。一遇洪涝，堤坝极易漫决，汪洋一片。如明人耿橘在《大兴水利申》中所言：“窃照东南之难，全在水利。而赋税之所出，与民生之所养，全在水利。盖潴泄有法，则旱涝无患，而年谷每登，国赋不亏也。”如崇祯《嘉兴县志》称：“江南水田，高者设坝闸留水，低者筑围埂拒流。酌燥润之中，以资浸灌。盖田不可一日无水，又不可一日多水也。”时人亦云：“松江之田，高下悬绝。东乡最高，畏旱；西乡最低，畏水。但东乡每年开支流小河，西乡每年筑围岸，而水利之事尽矣。”然而明前期的江南农田水利建设实则缺失。

学界一般认为，明前期，江南农田水利备受朝廷重视，治水效果较好。实则不然。事实上，明前期，江南农田水利建设缺少长远规划，缺少系统性与全局性统筹。灾时多为临时应急修治，修修补补，急功近利；灾后则“靠天吃饭”，放任自流。水利建设具有临时性与随意性特点，人为加剧江南生态环境脆弱性。也就是说，明前期江南缺少必要的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产缺少基本保障，而松江府在内的江南“灾区化”与农田水利失修关系密切。如建文末年，“苏州府嘉定县民周程上言：东吴水利旧有三江，曰钱塘，曰吴淞，曰娄江。民间数百万钱粮皆仰于此。吴淞一江跨连苏、松之境，东抵沧海，西接太湖、淀湖，湖水溢则泄于海，海潮涨则通于湖。近年以来，沙土壅塞为平地二百五十余里，水脉不通，五六月间天时亢旱，高田稻苗乏水灌溉，百姓坐视枯槁；至七八月，秋雨霖霪，湖水涨溢，低下之处尽为污池。通泄无所，垂成之禾，坐视渰没。至于征粮之际，则典鬻男女，荡折产业，不能尽偿，甚至弃业逃散，骨肉分离，诚可怜悯”。又，史称：“永乐元年四月，命户部尚书夏原吉往浙江诸郡治水。时，嘉兴、苏、松诸郡频年水患，屡敕有司督治，迄无成功，故有是命。”《明太宗实录》亦载永乐元年（1403），户部尚书夏原吉称：“盖浙西诸郡，苏、松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环以太湖绵亘五百余里，纳杭、湖、宣、歙诸州溪涧之水，散注淀山等湖，以入三泖，顷为浦港，堙塞汇流，涨溢伤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涤吴松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按吴淞江旧袤二百五十余里，广百五十余丈，西接太湖，东通大海，前代屡疏导之。然当潮汐之冲，沙泥淤积，屡浚屡塞，不能经久。自吴江长桥至下界浦，约百二十余里，虽云疏通，多有浅窄之处，自下界浦抵上海县，南踰浦口，可百三十余里，潮沙壅障，菱芦丛生，已成平陆，欲即开浚，工费浩大，且滟沙游泥泛泛动荡，难以施工。”夏原吉对于此次江南治水活动之难有感于心，故而作诗云：“东吴之地真水乡，两岸涝涨非寻常。稻畴决裂走鱼鳖，居民没溺乘舟航。圣皇勤政重农事，玉札颁来须整治。河渠无奈久不修，水势纵横多阻滞。爰遵图志穷源流，经营相度严咨诹。太湖天设不可障，松江沙遏难为谋。上洋凿破范家浦，常熟挑开福山土。滔滔更有白茆河，浩渺委蛇势相伍。洪荒从此日颇销，只缘田水仍齐腰。丁宁郡邑重规画，集车分布田周遭。车兮既集人兮少，点检农夫下乡保。妇男壮健记姓名，尽使踏车车宿潦。自朝至暮无停时，足行车转如星驰。粮头里长坐击鼓，相催相迫惟嫌迟。乘舟晓向车边看，忍视艰难民疾患。戴星戴月夜忘归，闷倚篷窗发长叹。噫嘻我叹诚何如？为怜车水工程殊。趼生足底不暇息，尘垢满面无心除。数内疲窿多困极，饥腹枵枵体无力。纷纷望向膏粱家，忍视饥寒那暇恤？会当朝觐黄金宫，细将此意陈重瞳。愿今天下游食辈，扶犁南亩为耕农。”

治水有日，水患无时。有明一代，朝廷多次派官员负责兴修江南水利，不谓无功，但是由于缺乏远略，多为应付一时的权宜之计，制度弊端尤重，终为“修补式”治水而已，屡修屡废，水患不止，不能根治。换言之，包括夏原吉在内的明前期诸多官员的江南治水活动，不过是水灾之时临时性救灾举措，非为治本，而是治标，草草了事，故而未能有效解决江南水旱问题，未能给江南民众及区域社会经济带来多大裨益，水患还是不时发生。史载：“成祖永乐元年癸未，上海饥。（永乐）二年甲申六月，苏松嘉湖四府饥。秋七月初二日，风雨大作，海溢漂溺千余家，田为咸潮所浸，苗尽槁。（永乐）三年乙酉夏六月，翔雨至十日，高原水数尺，洼下丈余。”再如，永乐六年（1408）,“浙江平阳县耆民言：县四乡之田资河水灌溉，近年河道壅塞，有司虽尝开浚其支河，实未用工，旬日不雨则涸，斥卤之地，咸气上蒸，田禾枯槁，民罹饥荒”。其实，“耆民”所言平阳县水利不治情形，江南处处有之。水灾等灾害影响，灾区农业多减产，甚至绝收，饥荒严重。如永乐初，明成祖亦称：松江等“四郡之民，频年厄于水患，今旧谷已罄，新苗未成，老稚嗷嗷，饥馁无告”。又如，永乐三年（1405）六月，“上谓户部臣曰：‘比苏湖被水，民饥多求食他郡，其令所在官司善加绥抚，毋驱逐之’”。

仁宣时期，江南水利失修问题更加严重，农业环境愈加恶化，江南不断沦为水患之乡，民生问题越发突出。如明仁宗即位之初，“通政使司左通政乐福（此处乐福当为岳福）言：‘奉命治水苏、松、嘉、湖、杭、常六府，今岁六府田稼多为水渰没，请宽其税，俟来岁并征’”。岳福“奉命治水”，而水不治。故而，洪熙元年，大臣周幹称：“治农左通政岳福老疾不任事，宜别委任，庶使耕种以时，民免饥馁，而流亡可归。”其实，荒废农田水利者何止岳福一人！洪熙元年，“浙江黄岩县知县刘道成奏：本县所属二十余都田低下，率多水潦；四十余都田高，沟港浅隘，恒虑旱干。旧于海际筑闸一十八所，土坝一十余处，启闭以时，预防旱潦，后皆颓坏。永乐间，本府增设通判一员，专理农务，重加修治，甚为民便。比以汰冗员去，而本县公务益繁，提督不周，兼值连岁洪水，海潮冲荡者多”。又，宣德三年（1428）,“浙江临海县民奏：‘本县旧有胡谗诸闸，积水灌田。比因大水坏闸，而金鳌、大浦、湖涞、举屿等河遂皆壅塞。或遇天旱，禾稼不收，粮税多欠，乞为开筑。’上曰：水利为政急务，使民自诉于朝，此守令不得人尔”。再如，宣德六年（1431）,“浙江余姚县奏，所属东山等都旧有河池灌田，洪武中，尝疏浚，民受其利。今沙土壅塞，水利减少，无以救灾”。宣德七年，时任苏州府知府况钟称：“苏、松、嘉、湖四府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傍山、杨城、昆承、沙湖、尚湖，广袤凡三千余里，久雨则湖水泛滥，田皆被溺。湖水东南出嘉定县吴淞江，东出昆山县刘家港，东北出常熟县白茆港……年久淤塞不通，乞如旧遣大臣一员，督府、县官于农隙时发民疏浚，则水有所泄，田禾有收。”又，宣德六年，大臣周忱言：“上海县旧有吴淞江，年久湮塞。昔尚书夏原吉等按视，以为不可疏浚，止开范家汧阔一十三丈，通水溉田。因潮汐往来，冲决八十余丈，渰没官民田四十余顷，计粮一千八百二十余石，小民困于赔纳。”

明前期江南水灾之所以严重，还在于当地政府对农田水利疏于日常管理，听任民间自利自为，导致江南水利问题复杂化与混乱化。江南豪民乘势堵塞河道、淤平河港以为良田，民间百姓也自顾自家、以邻为壑，造成农田水利废弃，河道排水系统瘫痪而内涝严重。如明人称：“吴淞江为三吴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为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时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责而已。”朝廷意欲整顿，故而多次严旨敕谕。如正统九年（1444），明英宗“敕谕工部右侍郎周忱：近闻浙江嘉、湖等府，直隶苏、松等府地方，今年多雨，潦水暴溢，渰没田稼，漂荡民居，溺死人畜。盖因各处递年将旧通江海河港乘干旱之时筑塞为田耕种，及因递年沙涨，以致水流不通，人受其患。今特命尔会同巡抚御史严督各该府县，拘集耆民、里老人等，询访踏勘各处原通江海河港故道，果被豪强之人筑塞为田，即令退还，并年清淤塞之处。尔等公同计议，督令府县官起倩人夫开挑，务要水道通行，不至为患。其余湖池陂塘圩岸，可以蓄泄水利防备旱潦者，悉其修筑开通。其间果有豪强之徒占据把持以为己利者，尔即拿问”。其实，豪民盘踞地方，交结官府，这种“敕谕”多为纸上文字，鲜有效果。此外，乡里平头百姓亦多为“蝇头小利”而侵占河道、乱筑圩田，任意开挖沟洫，甚至以邻为壑，使得基础治水系统受到破坏。如明朝官员林应训不得不通过《修筑河圩以备旱涝以重农务事文移》来督责民间农田水利修筑问题：“为照沟洫圩岸，皆以倍旱潦，而为三农之急务，人人所当自尽者。纵使官府开深江浦，而各区各国之沟洫圩岸不修，则终无以获灌溉之利，杜浸淫之患也。除干河支港，工力好打者，官为估计处置兴工外，至于田间水道，应该民力自尽。为此酌定式则，出给简明告示，缘圩张挂，仍课程书册，给散粮里，令民一体遵守施行……吴中之田，虽有荒熟贵贱之不同，大都低乡病涝，高乡病旱，不出二病而已。”终明之世，江南水患不断，越到后来越严重。弘治七年（1494），明孝宗感叹：“朕惟直隶苏、松、常，浙江杭、嘉、湖六府，数年以来，屡被水灾，田园淹没，庐舍漂溺，民既无以聊生，财赋何自而出？”弘治十四年（1501），官员吴岩在《兴水利以充国赋疏》中称：“窃惟国家财赋，多出于东南，而东南财赋，皆资于水利……宋元以来，诸儒以开江置闸治田为东南第一义，有由然矣。夫何近年以来，东南地方，下流淤塞，围岸倾颓，疏导不得其法，董治不得其人？”其实，明前期，江南亦如吴岩所论，水利失修。嘉靖时，大臣吕光洵（1508～1580）在《修水利以保财赋重地疏》中称：“臣闻善治病者，必攻其本。善救患者，必探其源。水利之兴废，乃吴民利病之源也。蠲赈优矣，而水利不修，是由治病者专疗其标而不攻其本，未有能生者也。”吕光洵所言切中江南民生“利病”根源。又，万历初，工科给事中王道成亦称：“国初以来，一切圩岸、陂塘之属，尽皆荒圯。年复一年，水利大坏。一遇旱潦，坐而待毙。宜责成水利官巡行郡邑，将各处水利陂塘、圩岸逐一查理。占夺者清楚之，损坏者修治之，应新开者即行开浚，以致一切有碍水利者尽为查复。中有豪占抗违不服者，依律究治。”明前期，江南必要的农田水利逐渐缺失，农业环境恶化，成为江南“灾区化”主要症结之一。

二 社会环境恶化与“灾区化”

（一）洪武以来，江南人口不断增加，人多地少矛盾突出

据研究：“苏松杭嘉湖的纳税田地总量在洪武年间是一个高峰，达到28588517明亩……将它们折合成市亩，则洪武二十四年（1391）人均纳税田地3.27市亩。……明洪武时，江南人均税亩的府，由少及多的排列是：嘉兴税地最少，为2.36；其次为应天3.00、杭州3.09、宁波3.49、苏州3.57、松江3.61、湖州3.78，在3～4之间；绍兴4.15、镇江6.15、常州8.95，分别在4、6、9亩的等级上，基本上为纯农业区。”另，研究表明：“在明清江南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平均每人必须4市亩土地才能维持生计最低需要的口粮。”也就是说，洪武时期，江南人均耕地数量较低，民众生活处于温饱边缘，极易发生饥荒。洪武以后，凤阳、滁州、徐州三地人口高增长，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可能达到7‰；庐州、安庆及江淮之间的淮安、扬州等地，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可能为4‰ ～5‰；江南诸府人口自然增长率可能在3.4‰左右。尽管明初一些地区实际耕地数多于纳税耕地，但是，就人多地少的江南而言，这种可能性则不大，反倒因为江南等地人口持续增长而加剧人地矛盾。

（二）备荒仓储多废弛，民生缺少必要社会保障

备荒仓储多废弛，乡村社会生产保障缺失；吏治日趋腐败，漠视民瘼，甚至灾年催征赋税，救灾失时，加重灾民苦难；“害民”因素不断增多，民生恶化。凡此，区域社会脆弱化，小农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凡此，加大了灾害破坏力，加速江南“灾区化”进程。如永乐初，大臣杨溥称：“洪武年间，每县于四境设立四仓，用官钞籴谷，储贮其中。又有近仓之处，佥点大户看守，以备荒年赈贷。官籍其数，敛散皆有定规。又县之各乡，相地所宜，开浚陂塘及修筑滨江近河损坏堤岸，以备水旱，耕农甚便。皆万世之利。自洪武以后，有司杂务日繁，前项便民之事率无暇及。该部虽有行移，亦皆视为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饥荒，民无所赖，官无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内郡县艰难可见。况闻今南方官仓储谷，十处九空。甚者谷既全无，仓亦无存。皆乡之土豪大户侵盗私用，却妄捏做死绝及逃亡人户借用，虚立簿籍，欺瞒官府。其原开陂塘，亦多被土豪大户侵占，以为私己池塘养鱼者，有陻塞为私田耕种者。盖今此弊南方为甚。虽闻间有完处，亦是十中之一，其实废弛者多。其滨江近河圩田堤岸岁久坍塌，一遇水涨，渰没田禾。及闸坝蓄泄水利去处，或有损坏，皆为农患。”洪武以后，备荒仓储废弛问题的严重性与日俱增，由点而面，由地区性而全国性。如宣德三年，户科给事中宋征称：“洪武中，所籴郡县预备仓谷，岁歉则散，秋熟则还。数年来，有司官吏与守仓之民或假为己有，或私借与人，俱不还官。仓廒颓废，宜令户部下郡县修仓征收，以备荒歉。”又，宣德四年（1429），行在吏部“听选官”欧阳齐言：“洪武中，于各州县置仓积粟，令耆民大户典守，遇岁凶以赈济，秋成还官。今各仓多废，一遇荒歉，民无所望。”同年，儒学生员张叙称：“国家设预备仓，积粟以防水旱，有益于民甚大。比典守者以粟给民，不以时征还官，或侵盗为己用，甚至仓廒多为风雨摧败，一遇饥馑，民无所仰。”宣德七年，巡按湖广监察御史朱鉴言：“洪武间，各府、州、县皆置东西南北四仓，以贮官谷，多者万余石，少者四五千石。仓设老人监之，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饥馑，以贷贫民，民受其惠。今各处有司以为不急之务，仓廒废弛，谷散不收，甚至掩为己有，深负朝廷仁民之意。”正统以来，备荒仓储废弛已是普遍性问题。如正统初，户部官员奏：“各府县洪武中俱设预备仓粮，随时敛散，以济贫民，实为良法。近岁有司视为泛常，仓廪颓塌而不葺，粮米逋负而不征，岁凶缺食往往借贷于官。”由于备荒仓储多废弛，乡村社会生产保障缺失，灾民遇灾缺粮而无以为生，故而大量外流。

（三）吏治腐败加重灾民苦难与灾区混乱

明太祖以元亡为鉴，重典治吏，大力整顿吏治。然而，洪武时期，吏治腐败问题及官员漠视民瘼事件一再发生，加剧灾民苦难，加重灾区混乱。

明太祖整顿吏治可谓严厉，出手较狠。如洪武十年（1377），明太祖告诫官员：“有司以抚治吾民为职，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贪饕掊克为务，此民之蠹也。宜纠治其罪，毋以姑息纵其为害。”又，明太祖称：“近来有司不以民为心，动即殃民，殃民者，祸亦随之，苟能忧民之贫而虑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谓善为政也。”尽管明太祖不断整治吏治，要求官员勤政爱民，然而效果并不好。一些地方官自觉“天高皇帝远”，不以民生为重。如正德《姑苏志》称：“国朝洪武初，七县官民田地共六万七千四百九十顷有奇。官田地二万九千九百顷有奇，起科凡一十一则。一则七斗三升，一则六斗三升，一则五斗三升，一则四斗三升，一则三斗三升，一则二斗三升，一则一斗三升，一则一斗一升，一则五升，一则三升，一则一升。又功臣还官田、开耕田俱名官田，重则有一石六斗三升者。民田地二万九千四十五顷有奇，起科凡十则。一则五斗三升，一则四斗三升，一则三斗三升，一则二斗六升，一则二斗三升，一则一斗六升，一则一斗三升，一则五升，一则三升，一则一升。抄没田地一万六千六百三十八顷有奇，内有原额今科之分，原额田起科，凡六则，一则七斗三升，一则六斗三升，一则五斗六升，一则五斗三升，一则四斗三升，一则四斗。今科田自五斗三升至三升者，凡二十八则。”仅就这则材料而言，似乎明初苏州等地税赋因地力而不同，轻重有别。事实并非如此。如建文年间（1399～1402），官员王叔英称：“田有官民之分，税有轻重之异。官既事繁，而需于民者多。故田之系民者，其赋不得不重；惟系于官者，其赋轻而亦有过于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则赋税有差。然或造籍徇私，以肥为瘠，当轻反重者，往往有之。若夫官田之赋，虽比之民田为重，而未必重于富民之租。然输之官仓，道路既遥，劳费不少。收纳之际，其弊更多，故抑或有甚于输富民之租者。繇是官民之田，其实有可输富民之余，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后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则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赋敛未平之害，是以田多荒芜也……今天下有司，役民无度，四时不息，繇其不能省事故也。至于民稀州县，人丁应役不给，丁丁当差。男丁有故，役及妇人。奈何而民不穷困乎？盖繇州县有应并省而不并省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县，虽不尽其力，亦夺其时。民稀州县，既夺其力，又夺其时。斯二者，岂非有害于为之未疾者乎？”可见，税则操作层面问题比较严重，甚至“以肥为瘠，当轻反重者”，这自然进一步加重“重赋”效应。赋重役繁，官吏及粮长等又借机侵占盘剥。史称：苏、松、湖、杭、常、镇粮长“征收之时，于各里内置立仓囤，私造大样斗斛而备量之，又立样米、抬斛米之名以巧取之，约收民五倍却以平斗正数付与小民运赴京仓输纳，缘途费用所存无几。及其不完，着令赔纳，至有亡身破产者。连年逋欠，倘遇恩免，利归粮长，小民全不沾恩”。故而，时人指出：“洪武受命，天下咸称得所，而苏、松独流移载道，良有以也。”

洪武时期，尽管明太祖大力整顿吏治，吏治腐败问题却时有发生。永乐以来，荒政中吏治腐败问题越发严重，主要表现在匿灾不报、报灾迟延、报灾不实、勘灾敷衍、救灾玩忽职守且贪赃枉法，等等。如永乐十年（1412）,“浙江按察使周新言，湖州府乌程等县永乐九年夏秋霖潦，洼田尽没，湖州府无征粮米十七万二千四百余石，所司不与分豁，一概催征。今年春多雨，下田废耕，饥民已荷赈贷，而前年所负田租有司犹未蠲免，民被迫责，日就逃亡”。又据《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十七年（1419）,“通政司左通政赵居任卒……居任虽以清介自持，而无恤民之心。在苏松十余年，督治水及农务，每霖雨没田禾，不待雨止，广集民男妇踏车出水，随去随溢，低田终不可救，高乡之民困于其役，不得尽力农事，而居任恒以丰稔闻”。明成祖亦称：“朕欲周知民之休戚，尝命凡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县官至京者陈民间利病。近有以时和岁丰、民安物阜为言者，及验视之，田野荒芜，人民饥寒，甚至水旱虫蝗，皆不以闻。”由于匿灾不报，徭役繁重，加剧灾民苦难。如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谕户部尚书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县奏除荒田，得非百姓苦于征徭，相率转徙欤？抑年饥，衣食不足，或加以疫疠而死亡欤？自今一切科徭务撙节；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于民者，务具以闻，被灾之处早奏振恤。有稽违者，守令处重刑”。仁宣时期，承平日久，朝廷乐于粉饰太平，荒政中吏治腐败问题更加严重。为此，皇帝不得不三令五申。如洪熙元年，仁宗诏谕，要求“各处遇有水旱灾伤，所司即便从实奏报，以凭宽恤。毋得欺隐，坐视民患”。宣德十年（1435），朝廷有旨：“水旱灾伤之处，并听府州县及巡抚官从实奏闻，朝廷遣官覆勘处置，并不许巧立名色，以折粮为由，擅自聚敛小民金银缎匹等物，挪移作弊，侵欺入己。违者罪之。”由于地方官在荒政中的种种腐败行为，加重了灾民苦难与灾区混乱，成为“灾区化”重要影响因子。

（四）江南“害民”因素不断增多，加重民生苦难

明前期，基层社会“害人”因素很多，贪官污吏及杂役等鱼肉乡里，造成小农生活的社会环境恶化。关于这种情况，早在洪熙元年，奉旨于江南等处巡视民瘼的官员周幹做了详细论述。周幹称：“臣窃见苏州等处人民多有逃亡者，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及粮长、弓兵害民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其八也。拨赐公侯驸马等顷田，每亩旧输租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之乎？尽取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又如杭之仁和、海宁，苏之昆山，自永乐十二年以来，海水沦陷官民田一千九百三十余项，逮今十有余年，犹征其租。田没于海，租从何出？常之无锡等县，洪武中，没入公侯田庄，其农具车牛给付耕佃人用纳税，经今年久，牛皆死，农具及车皆腐朽已尽，而有司犹责税如故，此民之所以逃也。粮长之设，专以催征税粮。近者常、镇、苏、松、湖、杭等府无籍之徒，营充粮长，专掊克小民以肥私己。征收之时，于各里内置立仓囤，私造大样斗斛而倍量之，又立样米、抬斛米之名，以巧取之，约收民五倍，却以平斗正数付与小民运赴京仓输纳，缘途费用所存无几，及其不完，着令赔纳，至有亡身破产者，连年逋负。倘遇恩免，利归粮长，小民全不沾恩，积习成风，以为得计。巡检司之设，从以弓兵，本用盘诘奸细，缉捕盗贼。常、镇、苏、松、嘉、湖、杭等府巡检司弓兵，不由府县佥充，多是有力大户令义男家人营谋充当，专一在乡设计害民，占据田产，骗要子女，稍有不从，辄加以拒捕私盐之名，各执兵仗围绕其家擒获，以多浆快舡装送司监收，挟制官吏，莫敢谁何，必厌其意乃已。不然，即声言起解赴京，中途绝其饮食，或戕害致死，小民畏之，甚于豺虎，此粮长、弓兵所以害民而致逃亡之事也。臣等覆勘，信如所言……豪强兼并，游惰无赖之徒为民害者尤重，众究其所以，亦由府县官多不得人。”诚如周幹所言，江南既有“官府弊政困民及粮长弓兵害民”问题，亦有江南豪强坐大而危害地方，连同朝廷“厉民”之政，一并加剧民生苦难。凡此，小民“必至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如明宣宗称：“比岁田里之民，鲜得其所。究其所自，盖守令匪人。或恣肆贪刻，剥削无厌，或阘茸庸懦，坐视民患。相为蒙蔽，默不以闻。致下情不能上通，上泽不能下施。”宣德六年，“监察御史张政言：洪武间，设粮长专办税粮。近见浙江嘉、湖，直隶苏、松等府粮长兼预有司，诸务徭役则纵富役贫，科征则以一取十，词讼则颠倒是非，粮税则征敛无度，甚至役使良善，奴视里甲，作奸犯科，民受其害”。又如，宣德七年，明宣宗亦敕谕：“曩为所任不得其人，百姓艰难，略不矜念，生事征敛，虐害百姓。致其逃徙弃离乡土，栖栖无依。朕甚悯之。已专遣人招抚复业，优免差役一年。今闻诸司官吏仍有不体朕恤民之心，恣意擅为。复业之民来归未久，居无庐舍，耕无谷种，逼其补纳逋租，陪偿倒死孳生马骡牛羊，科派诸色颜料，刑驱威迫，荼毒不胜，此皆任不得其人也。”又如正统三年，工部右侍郎周忱言：“华亭、上海二县灶丁计负盐课六十三万二千余引，催责不已，煎盐不敷，灶丁日以逃窜……松江盐场总催头目一年一代，中间富实良善者少，贫难刻薄者多，催纳之际，巧生事端，百计朘削，以致灶丁不能安业，流移转徙，职此之由。”

（五）“重赋”成为“成法”, “重赋”而“民穷”

洪武以后，江南“重赋”成“成法”，成为江南“灾区化”重要原因，“重赋”成为民生与环境恶性互动催化剂。建文时，江南虽有“减赋”之举，旋即为明成祖所中止。永乐以后，由于多方利益纠葛及帝国经济形势所迫，“重赋”遂成“永制”。如清修《明史》称：“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税，特以惩一时之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成祖尽革建文政，浙西之赋复重。宣宗即位，广西布政使周幹，巡视苏、常、嘉、湖诸府还，言：‘诸府多逃亡，询之耆老，皆云重赋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租，旧亩五升，小民佃种富民田，亩输私租一石。后因事故入官，辄如私租例尽取之。十分取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乎。尽取，则民必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也。仁和、海宁、昆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余顷，逮今十有余年，犹征其租。田没于海，租从何出？请将没官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视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海水沦陷田，悉除其税，则田无荒芜之患，而细民获安生矣。’帝命部议行之。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于是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曲计减苏粮七十余万，他府以为差，而东南民力少纾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户部劾以变乱成法。宣宗虽不罪，亦不能从。而朝廷数下诏书，蠲除租赋。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帝与尚书胡言：‘计臣壅遏膏泽。’然不深罪之。”又如，嘉靖时，官员袁袠称：“今之天下皆王土也，何独天下之赋皆轻，为苏松独重乎？议者必以变乱成法为言。夫为变乱者，妨奸臣之专权乱法、罔上行私也。今朝野之人，皆知苏松之重赋，法当变通，而莫有言者，畏变乱之律重也。诚使天子下明诏集群议以行之，又何变乱之有？无已则减额乎？议者必谓郡国之需，一日不可缺，加赋且不足，而乃欲减额乎？”

（六）江南赋役繁重而不均，加重小民经济负担，百姓生计维艰

明前期，江南等地不仅赋役繁重，赋役不均问题也很突出。是时，不仅豪族大户多转嫁赋役于小民头上，朝廷蠲免赋税又多为富民独享，小民很少受惠。如永乐时期，经年修建北京城，大军多次横扫漠北，加之宝船出海，扬威异域，如此众多浩大工程，民众负担极为沉重，江南之地尤甚。是时，大臣邹缉所言：“爰自肇建北京以来，焦劳圣虑几二十年，工力浩大，费用不赀，调度既广，科派亦繁，群臣不能深体圣心，致使措置失宜，所需无艺，掊克者多，冗官滥员，内外大小动至千百，使之坐相蚕食，耗费钱粮，而无益于事。是竭尽生民之膏髓，犹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财用匮乏，莫之所图。民穷无告，犹不之恤。”赋役繁重，加之赋役不均，农民生活更加困苦。如永乐二十年（1422），明成祖敕谕：“户部臣曰：往古之民死徙无出乡，安于王政也。后世之民，赋役均平、衣食有余亦岂至于逃徙？比来抚绥者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论贫富，一概烦扰，致耕获失时，衣食不给，不得已乃至逃亡。及其复业，田地荒芜，庐舍荡然，农具种子皆无所出，政宜周恤之，乃复征其逋负，穷民如此，岂有存活之理？”宣德初年，工部侍郎周忱“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始至，召父老问逋税故，皆言豪户不肯加耗，并征之细民，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又，宣德十年，官员奏陈：“江南小民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诏免灾伤税粮，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输租如故……又言各处饥馑，官无见粮赈济，间有大户赢余，多闭粜增价以规厚利，有司绝无救恤之方。”其中，松江府赋役不均问题尤为突出，不仅表现在“征之细民”问题，还表现在地力不均而赋役相同问题。江南各处地力不同，各处民生水平差别较大。如明人何良俊称：“夫均粮，本因其不均而欲均之也。然各处皆以均过，而松江独未者。盖各处之田虽有肥瘠不同，然未有如松江之高下悬绝者。夫东、西两乡，不但土有肥瘠。西乡田低水平，易于车戽。夫妻二人可种二十五亩，稍勤者可至三十亩。且土肥获多，每亩收三石者不论，只说收二石五斗，每岁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东乡田高岸陡，车皆直竖，无异于汲水。稍不到，苗尽槁死。每遇旱岁，车声彻夜不休。夫妻二人极力耕种，止可五亩。若年岁丰熟，每亩收一石五斗。故取租多者八斗，少者只黄豆四五斗耳。农夫终岁勤动，还租之后，不够二三月饭米。即望来岁麦熟，以为种田资本。至夏中只吃粗麦粥，日夜车水，足底皆穿。其与西乡吃鱼干白米饭种田者，天渊不同矣。”若遇天灾，则境遇异常。如时人称松江一府，“大抵东乡之民勤而耐劳，西乡之民习于骄懒。东乡若经旱灾，女人日夜纺织，男子采梠而食，犹可度命。西乡之人一遇大水，束手待毙，此则骄懒害之，实自取也”。

地力不同而赋役相同，实则加重地瘠之处农民负担。史称：明代松江“农家最勤，习以为常，至有终岁之劳，无一朝之余。苟免公私之扰，则自以为幸，无怨尤者……妇女馌饷外，耘获车灌，率与男子共事，故视他郡虽劳苦倍之，而男女皆能自立……农无田者，为他人佣耕曰长工。农月暂佣者曰忙工，田多而人少者倩人为助己而还之，曰伴工……无牛犁者以刀耕。其制如锄而四齿，谓之铁搭。人日耕一亩，率十人当一牛。灌田以水车，即古桔槔之制，而巧过之”。尽管松江府“农家最勤”，却无法改变小农生计惨淡之事实，因为“环境”不因小民勤俭而改变，故而时人称：“松江财赋之乡，田下下而赋上上，近者军兴不息，而国计单虚，非特小民枵腹攒眉，即上官催征之时，亦且含涕敲扑，而不欲正视之矣。此岂得已而不已哉！”

要言之，“重赋”成为江南民生与生态环境二者恶性互动之催化剂，并催生江南“灾区化”之环境机制。如明朝官员耿橘以常熟县民生为例而论之：“计常熟县民间，田租之人，最上每亩不过一石二斗，而实入之数，不过一石。乃粮之重者，每亩至三斗二升，而实费之数，殆逾四斗，是十四之赋矣。以故为吾民者，一遇小小水旱，辄流散四方，逋负动以数万计焉。嗟嗟，赋不可减，岁不可必，元元其何以为命？”徐光启对耿橘所言“重赋”亦有感慨：“苏松大率如此，常镇嘉湖次之。”又，“重赋”所负载的政治功能及其社会副作用，注定江南农田水利建设缺失和乡村社会保障脆弱的必然结果。重赋、“害民”诸因素、气候变冷，三者之间恶性互动，一并构成明前期江南“灾区化”生成机制，构成了独特的“环境”。“环境”使然，明前期，松江等地出现“灾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