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主题报告
找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李佐军
发展动力是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几百年来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现有理论还远不足以解释急剧变化且丰富多彩的现实，如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因就一直缺乏比较系统的解释。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面临两个紧迫任务：一是管控好风险，使经济向新常态平稳过渡；二是培育经济新动力，形成新的增长点。后者决定了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前景。因此，研究经济发展动力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拟在对经济发展动力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三驾马车”动力论进行批判，提出取代它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动力论，同时对对外开放、思想解放、地方竞争、人口红利等相关动力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增长主义”进行评析，最后依据增长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进行解释。
一 经济发展动力是一个体系
要想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就必须对经济发展的动力有清醒的认识。经济发展动力是一个庞大家族，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必须说明的是，本文探讨的动力是广义动力，包括各种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严格说应为动因，为通俗起见用动力来表示。
根据一般性和特殊性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将经济发展动力分为“一般性动力”和“特殊性动力”。一般性动力是实行不同体制或制度、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都适用的动力；特殊性动力是部分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的体制特点和发展战略要求而培育和选择的动力。
（一）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动力
先来看一般性动力。一般性动力可分为“需求边动力”和“供给边动力”。需求边动力就是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供给边动力包括“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两个方面。下面分别剖析一下“三驾马车”“要素投入增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动力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它是以支出法核算的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即GDP=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二是它属于需求边的动力；三是它属于短期动力；四是它发挥动力作用要依赖政府的财税、金融、消费和出口政策等；五是它经常有副作用和后遗症。
“要素投入增加”作为经济发展动力可以从生产函数关系中看出。产量的增加一方面取决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要素是指经济主体可运用的资源、手段和工具，包括资本所不同、劳动或劳动力、自然资源（或自然力，可延伸到环境）、土地（有时可归为自然资源，但它是一种特殊而重要且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资源）、技术、知识（与技术有交叉但侧重点不同）、信息（与技术和知识有交叉，但也具有独立性）等。有时，可将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广义的生产要素，也可将其归于资本中。以上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都能带来产量和GDP的增加。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与土地、资源、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有很大的关系。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作为经济发展动力也可以从生产函数关系中看出。生产函数中产量增加不能被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问题的关键是决定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是什么。笔者多年来将决定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所有因素归纳为经济发展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对应笔者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中的制度引导人、分工安置人和资源装备人），以与需求边的“三驾马车”相对应。“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中央政府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结构调整、强化创新驱动（简言之，即改革、转型、创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变革”是最重要、最根源的“发动机”。因为其他两大“发动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依赖它，甚至“三驾马车”“要素投入增加”等都依赖它。制度包括规则、组织和实施机制三个基本方面，其中规则包括文化（无形规则或制度）、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等；组织包括党、人大或议会、政府、政协、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家庭和非正式组织等（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市场也是一种特殊组织）；实施机制是将规则落到实处、规范各个组织责权利关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如自我激励和约束机制、社会激励和约束机制、司法和执法机制、政策制定和实施机制、权利分配机制、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考核评价机制、责任追究机制、产权确认机制、价格形成机制、市场交易机制、市场监督机制等。上述各种制度表现形式又可组合出多种多样的制度形态。古今中外的各种社会形态和发展结果都是因不同制度组合而出现的。现实中的制度很可能是不合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故通过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制度创新）可以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就是制度改革带来经济发展的生动案例。同样，未来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形成也依赖制度改革。
“结构优化”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结构优化、财富分配结构优化等。产业结构优化包括非农产业比重提高（工业化）、服务业比重提高（经济服务化）、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比重提高、农业现代化等，也可以概括为产业转型升级，其总的结果是高附加值产业比重提高，进而带来经济效率或生产率的提高。区域结构优化包括城镇化（其实质是人口区域分布结构优化）、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当人口和生产要素从较低生产率的农业和农村向较高生产率的工商业和城市转移后，国民经济效率随之提高，同时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会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财富分配结构优化意味着收入和财富从倾斜于政府向倾斜于企业和民众转变、从主要集中于垄断行业向各个行业公平分配转型、从少数人暴富向绝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转变，这会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消费与投资的平衡，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不管是哪种结构优化，其实质都是分工协作的深化，根据斯密的理论，都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率。
“要素升级”同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要素升级是指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有所不同，前者是指生产要素从低到高的提升或升级，即质的改变；后者是指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即量的变化。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要素升级，都是理论界已深入论证、现实中不难感受到的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二）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动力
再来看特殊性动力。特殊性动力是部分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的体制或制度特点，为了实现赶超发展、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等战略目标，利用一些特殊的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设计而形成的经济发展动力，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发展动力的一部分）。特殊性动力包括“价格机制动力”“财税政策动力”“金融政策动力”“土地制度动力”“考核制度动力”，即“五驾制度马车”。
“价格机制动力”是通过价格形成机制设计而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都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机制动力已内含在前述一般性动力中，不能成为独立的特殊性动力。但在转型国家特别是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商品和要素价格特别是一些重要生产要素价格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可以出于一些特殊的理由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如资源能源价格、土地征用价格、劳动力价格、资金价格等），从而达到将资源等要素过度利用、形成低成本竞争优势、实现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效果。
“财税政策动力”是通过财税政策设计向经济增长倾斜而形成的动力。财税政策是规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权利关系的制度设计，合理的财税政策是“公共财政”，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是公共服务，严格控制行政事业费支出，将经济建设支出交给市场。但在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可以通过降低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增加经济建设支出比重来实现近期的经济高速增长。
“金融政策动力”是通过金融政策设计向经济增长倾斜而形成的动力。金融政策有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公平等多重目标。如货币政策的重点应是维护币值的稳定，因为货币是社会最重要的契约，但现实中政府可能为了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而更多地发行货币。信贷政策本应主要用于规范金融机构与资金需求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但政府可能为了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而促使金融机构过度放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国家的金融政策设计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土地制度动力”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特色经济增长动力。中国有城市国有和农村集体所有两种土地所有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二者的地位和权利是不平等的，即同地不同权不同价，城市政府和开发区可以在只给农民很低补偿的情况下，将农村集体土地以低价拿来，经过一定的土地整理后，再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高价转让出去，形成“土地财政”，然后通过土地财政、招商引资等手段滚动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由此形成经济增长的特色动力。
“考核制度动力”是通过考核评价向经济增长倾斜而形成的动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考核评价也应全面考核这五个方面。但在“以GDP论英雄”的考核评价制度下，地方政府会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本地的GDP、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等指标的增长上。张五常所说的“地方竞争”带来的经济增长其实是由考核制度带来的。
上述“动力家族”成员的不同组合，可以解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效果，也可以解释同一国家或地区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差异，还可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二 “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已成为社会各界分析和理解宏观经济的基本工具，既然是“马车”，很多人便很自然地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其实，“三驾马车”只是以支出法核算的GDP的三大组成部分，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经济发展的原因，更非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先来看看“三驾马车”是什么。
首先，“三驾马车”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GDP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反映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增加值的总额。GDP核算有生产法（或部门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生产法的核算公式为：GDP=总产出-中间投入。收入法的核算公式为：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或GDP=工资+利息+利润+租金+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折旧。支出法的核算公式为：GDP=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或GDP=最终消费支出（含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含政府投资）+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即等于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之和。
其次，“三驾马车”只是影响GDP的需求边因素。准确地说，投资、消费和出口应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经济发展确实离不开需求，价格就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如果没有需求，商品供给就会过剩；如果需求减少，价格就会下降，商品供给就会减少。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需求离不开商品供给，特别是离不开供给边因素（所有支撑商品供给的制度、生产要素和结构变化因素）。因为需求依赖需求者的购买力，购买力依赖需求者的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等，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赖商品供给者（企业、农民和个体户等）的供给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供给能力的提高可以创造巨大的新需求，如各种新型手机等新兴商品的需求。“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在各种新产品中可以得到很好的验证。
最后，“三驾马车”只是影响GDP的短期因素。“三驾马车”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凯恩斯理论主要分析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凯恩斯曾说过，“在长期，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will all die），故他不太关心长期问题。事实上，拉动“三驾马车”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等）也都是从短期考虑的，即主要解决短期的就业创造、GDP增长等问题。
再来看看“三驾马车”不是什么。
第一，“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三驾马车”主要是结果，而非原因。消费是生产的结果，生产带来个人收入，个人收入形成消费；需求意义上的投资也是生产的结果，生产带来企业收入，企业收入变成投资；出口也是由企业生产的产品外销而形成的。有了好的就业、收入和保障后，消费无须多虑；有了较高的利润、产权保障、投资机会后，企业投资自会进行；只要产品有竞争力，出口就不难。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一定来自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积极行为及影响行为的制度和技术等因素。只有将制度理顺和实现技术进步后，各经济主体自会积极行动，竞争力自会提升，收入、利润等自会相应增加，“三驾马车”即自动前行。也就是说，不是“三驾马车”，而是好的制度、人的积极行为和技术进步等，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
第二，“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动力。“三驾马车”虽可以通过宏观政策刺激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只要宏观经济政策一紧缩，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而且，由于仅靠“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容易产生副作用和后遗症，在短期增长后需要消化这些副作用和后遗症，因此也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可持续的中长期动力只能来自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只能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如产业转型升级）和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等。
第三，“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独立动力。“三驾马车”要发挥作用，必须依赖宏观经济政策。如消费的扩大依赖消费税收、消费信贷、“家电下乡”等政策，投资的增加依赖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投资政策，出口的提升依赖“出口退税”等政策。事实上，各国在经济危机或经济下行时期，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来拉动经济增长。若没有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三驾马车”就动不起来。
由于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等供给边力量来拉动经济增长在短期内难以见效，且主要依靠市场发挥作用，而“三驾马车”则可立竿见影，且政府大有可为，故政府常常将本来是非常时期的刺激政策当作常规政策来用，而且会形成很强的依赖性，以致欲罢不能。而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会带来很多副作用和后遗症。
一是强化了GDP导向。“三驾马车”本来就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拉动“三驾马车”的政策无疑都是冲着增加GDP去的。而社会需求是多元的，且GDP不能反映资源环境代价、社会公平和幸福指数等，因此过分依赖“三驾马车”会使政府和社会掉入“GDP增长至上”陷阱。
二是固化了政府主导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的主体应是企业和创业者，政府主要为其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但由于“三驾马车”发挥作用对政府政策有很大的依赖，若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则必然会固化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不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也不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三是增加了资源环境压力。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必然会刺激消费、增加投资、扩大出口，也必然会主要依靠大规模消耗资源能源而非主要依靠提高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这会带来巨大的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压力。
四是容易形成经济泡沫。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就会采取超发货币、放松信贷、影子银行、发行债券、增加投资等手段来推进经济增长，就会对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造城运动”、开发区建设等情有独钟，最后形成经济泡沫。
总之，我们不能否认，“三驾马车”是经济发展需求边的短期动力，是经济危机和经济过度下行时期的重要政策选择，但一定要认清它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中长期动力，过度依赖它会有很多副作用和后遗症。正确的选择应是：让其在经济危机和经济过度下行的特殊时期发挥应有的应急作用和抚平经济波动的作用，只要经济进入正常轨道，就要及时摆脱对它的依赖，转向主要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以及主要依靠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来实现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
三 “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大发动机”是近年来笔者根据自己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即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对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概括。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结构调整、强化创新驱动（简言之，即改革、转型、创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变革即制度改革，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标准规则、政府等组织、市场机制、宏观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无形制度以及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区域结构优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升级）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信息化和人力资本提升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有所不同，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级则是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质的提升。
为什么“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首先，制度变革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经济发展依赖企业、创业者、劳动力、地方政府等各个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各个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依赖好的制度设计，好的制度表现为权责清晰、责权利对称、实施机制明确、各方共识度高的制度。从长期看，制度是各方反复博弈的结果，好的制度不会自发形成，需要通过社会主导群体良性博弈形成，特别是要通过发挥执政者的长期理性和民众的首创精神形成。现实中的制度常常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或者是单纯追求GDP增长而忽视科学发展的，因此需要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以使其变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可以通过（四个方面）释放红利或促进经济发展：一是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释放红利；三是通过促进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释放红利；四是通过改善或提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释放红利。
其次，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性动力。“过程性动力”相当于经济发展的“随行加油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赋予其动力。结构优化的实质是分工深化，分工深化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源泉。对此，亚当·斯密已有充分论证，简单说就是发展取决于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取决于好的制度安排。在斯密看来，好的制度安排就是“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现在看来，好的制度是“看不见的手”（市场）和“看得见的手”（政府）两只手的有效配合，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结构优化是如何带来经济发展的呢？我们来看看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结构优化的表现。从分工角度看，工业化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农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从较低效率工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城镇化是人口和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农村向较高效率城镇转移、从较低效率城镇向较高效率城镇转移的过程，其结果是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内不同地区分工协作的深化，进而共同提高效率，实现共同发展。
最后，要素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从两个层面起作用：一个层面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带动经济发展，如大规模增加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带动经济发展；另一个层面是通过要素升级（或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或档次）带动经济发展。要素升级比较典型的表现是前文提到的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技术进步和信息化，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显著提高附加值，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只要想想互联网技术是如何极大地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以及显著地增加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的，就可以感受到技术进步和信息化的威力。人力资本既包括一般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也包括企业家才能，人力资本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和企业家综合能力的提高上，能力的提高无疑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在对“三大发动机”为何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进行简要分析后，还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分析。从最简化的生产函数关系式Q=f（L, K）中，我们也能看到“三大发动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生产函数关系式左边是产量Q或GDP，相当于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右边是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从表面看，在这个关系式中找不到“三驾马车”的影子，但细一想就会发现，产量中不能被劳动和资本投入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隐含在f中，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就是“三大发动机”。而且，要素投入也受“三大发动机”制约，如资本既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作为结果必然受到制度变革、技术进步等的影响。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三大发动机”并非完全并行的，其中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发动机”，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两大“发动机”都要受其制约和影响。在好的制度下，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都能得到顺利的推进；反之，在不好的制度下，则不能得到顺利的推进。技术进步、信息化等要素升级虽然也有独立前进的动力，但总的来说也离不开制度，或受制于制度，如果没有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等，技术进步、信息化就难以取得进展。因此，发动“三大发动机”的关键是抓住制度变革这个“牛鼻子”，纲举则目张。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如何找准新动力是寻找新动力的关键。找准新动力不能想当然拍脑袋，或仅根据经验进行判断，还要将寻找新动力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分析基础之上。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囿于既有的部分理论，将视野局限在需求边的短期动力——“三驾马车”上，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扩大消费，其结果是过度依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等来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带来了短期立竿见影的增长，但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以致现在不得不花较长的时间对前期刺激政策进行消化，不得不全力应对高房价、高负债、高产能过剩等经济风险。有鉴于此，当前和今后我们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特别是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步入新常态。
四 制度变革释放红利的逻辑
如前文所述，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有四组，即需求边动力（投资、消费、出口）、要素投入动力（劳动力、资本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中国特色动力以及（以增长为导向的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其中的制度变革就是改革，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途径，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也依赖制度变革或改革。
制度变革（以下用改革表示）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种流行说法是“释放红利”。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强总理提出，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自此“改革红利”成为热词。红利本是上市公司在完成弥补以前亏损、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支付股息后按持股比例向股东分配的剩余利润，但现在“红利”一词的含义范围扩大了，有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开放红利、资源红利等多种说法。“改革红利”可理解为制度变革带来的全民效用的增加。
改革释放红利已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得到验证。1979～201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8%，远高于世界同期年均2.8%的增速，经济增速和持续时间也超过了经济起飞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原因何在？尽管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原因，但改革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增长速度有那么大的差异，也无法解释为何中国取得了较其他改革较少国家或改革失败国家更大的经济发展效果。
改革为什么能释放红利？对此我们可以做如下分析。
鉴于目前社会对改革也存在争议，本文提到的改革是指“好的改革”，即能带来“正面效用”（含效率和公平等）的改革，那种假改革之名推行的不利于提高效率和公平的“伪改革”不在讨论范围之列。回到红利的原始本义，改革释放红利的核心含义应是改革带来全民（或绝大多数人）效用的增加。之所以用“效用”而非“效益”一词，是因为效用包括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更能反映改革目的的全面性，有的改革不能带来经济效益，但能带来非经济效益，如公平效用和环境效益等。
从基本的理论逻辑来看，改革能释放红利，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改革可以降低多种成本。在总效用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成本是直接提高效用的途径。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广义的交易成本是指除生产成本之外的所有成本（含运输成本、营销成本、信息成本、组织运行成本、学习成本等），而不限于市场摩擦成本。科斯以前的经济学只看到了生产成本，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后，打开了科学研究制度的窗口。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效率之所以较低，是因为其交易成本很高。中国之所以取得了连续30多年10%左右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尽管改革进行了30多年，但目前中国的体制和制度仍然不完善，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全面改革，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审批制度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等，就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激发市场的活力，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
另一方面，改革可以创造新的效用。改革可以通过革除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通过合理、公平配置各个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保障产权、自由选择权、平等交易权和公平分配权等，激发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新的生产和消费空间，带来新的效用。提高效用或效益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如提高劳动生产率、资金运用效率、土地生产率、资源利用效率等；另一种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即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较高效的地区、产业、企业、项目和劳动者中，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等是优化配置资源的途径和过程。生产函数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应包括上述两种效率，而不仅仅是所有生产要素的效率。而通过制度改革建立现代法治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全国统一市场，既可以提高生产要素效率，也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由此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
具体来说，改革释放红利的基本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革可以通过保障所有权和产权等，提高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提振企业家的精神和激发创业者的活力，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释放红利。第二，改革可以通过形成合理而稳定的制度环境，改善消费者和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提升信心，释放红利。第三，改革可以通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进步，开辟新的生产领域，释放红利。第四，改革可以通过保障公平分配权，创造新的需求空间，释放红利。如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等，就可以扩大市场需求。第五，改革可以通过建设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市场，促进人口和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和行业之间合理流动、优化配置，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红利。第六，改革可以通过建立及时反映供求关系、资源稀缺性的价格形成机制，形成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准确信号，减少因信息不对称、不完全而带来的效率损失，释放红利。第七，改革可以通过建立公平竞争的企业体系，促进各类企业主要通过自身竞争力而非垄断特权来获取效益，减少资源的错误配置，释放红利。第八，改革可以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解决政府的“缺位”“错位”“越位”问题，减少“寻租”空间，改善政府服务，释放红利。
总之，改革可以通过优化各个主体之间的责权利配置关系，激发活力，形成动力，提高生产要素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释放各种红利。
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已经深切体会到改革的威力、意义和重要性。目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容易改的已经改得差不多了，现在需要有更大的勇气、魄力和智慧去啃“硬骨头”，需要对过去的改革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梳理，需要对未来改革的环境进行深入的分析，需要对改革释放新红利的路径进行准确的把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的改革道路上走得更好，释放较过去30多年更大的改革红利。
五 结构优化可以释放巨大的生产力
为什么要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产业转型升级等？因为其中蕴含着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为什么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成熟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高很多？因为中国等新兴国家较成熟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潜力。具体表现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都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还可释放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而成熟发达国家大多已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没有多少“结构优化生产力”可释放了。
何谓“结构优化生产力”？简言之，即在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等经济结构优化中，将人口和生产要素从较低效率的地区、行业和岗位转移到较高效率的地区、行业和岗位，从而带来生产力。“结构优化生产力”是一种“过程性动力”，它上连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下连经济效率，也就是说，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等“根源性动力”带动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过程性动力”，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结构优化生产力”是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有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边动力，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动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以及以增长为导向的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中国特色动力，共四大类。其中，“结构优化生产力”属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中的一种。
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如何释放生产力？首先来看工业化。工业化本是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含产业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工业化的动力来自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工业劳动收入高于传统农业劳动收入。工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高于传统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因为工业的分工协作更发达，根据斯密理论，分工协作深化是提高效率的源泉。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代化过程总是伴随着工业化过程，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工业化国家，即便是荷兰、新西兰等农业国，也对农业进行了工业化改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度变革启动了内生工业化过程（与20世纪50年代的赶超型工业化有所不同），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重化工业高速发展更是使中国经济的分工协作达到新的水平，从而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
其次来看城镇化。从人本角度理解，城镇化的本义是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换言之，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的过程。农村有土地、有资源、有农业、有好的生态环境，那为何农村人口还要不断向城镇迁移？主要是因为农村多是靠天吃饭，自然经济比重较高，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分工协作水平低，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就业机会较少，因此收入水平较低。同时，农村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生产、生活条件较差。在中国，由于存在城乡二元制度，农村居民的福利保障等权利和社会地位不如城镇居民，因此强化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意愿。同样一个人，在农村传统农业中劳动，由于分工协作水平不高等原因只能获得5000元的年收入，而一旦转移到城镇后，则因进入发达的分工协作体系，年收入会很快提升到20000元以上，增加了几倍。千百万个农民向城镇的转移则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效率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这就是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显著生产力。
再次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区域内部不同城市或地区之间分工协作水平的提升。各地区之所以追求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因为它能为各个城市或地区带来共赢发展的效果。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表现为区域组织的一体化、政策的一体化、规划定位的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市场建设的一体化、人口布局的一体化、生态保护的一体化、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品牌的一体化等某个方面，或者其中的几个方面。不管是哪个方面的一体化，都有利于各个城市或地区错位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和高度同构，减少重复建设，有利于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分工协作效应，实现共赢发展。反过来说，如果各地不能实现一体化发展，不能建立全国或区域统一市场，必定会导致恶性竞争，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和资源浪费等，降低甚至破坏生产力。
最后来看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含义是产业不断向高附加值产业转换或上档次。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途径有产业高级化、产业高端化、产业特色化、产业集群化、产业品牌化、产业绿色化、产业融合化、产业信息化、产业国际化等。产业转型升级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了，产业也必须随之转型升级；二是“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了，不转型升级就不能消化这些高成本。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质是降低低效率、低效益、低循环、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提高高效率、高效益、高循环、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产业的比重，从而提高整个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产业总体效率和效益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
所幸的是，中国的“结构优化生产力”还有巨大的潜力，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它由中国发展阶段所决定，目前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还有释放“结构优化生产力”的巨大潜力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现有的制度和发展模式还不完善，还在扭曲和压抑着很多“结构优化生产力”，只要我们坚持和加快推进全面改革，就可以释放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中国“结构优化生产力”潜力巨大的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全国东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部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西部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前期阶段，大部分地区步入后工业化时期还需要10～20年的时间，在此过程中还可释放巨大的工业化“结构优化生产力”。由于全国发展不平衡，即便是部分地区已完成工业化，也还有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由此形成工业化的“滚动效应”。
第二，中国的城镇化仍处于加速阶段。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4.77%。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率为30%～70%时属于城镇化加速阶段。显然，中国的城镇化正处于加速阶段，按照目前城镇化率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的速度，到城镇化加速阶段的终点（城镇化率达到70%），还有15年左右的时间，在此过程中还可释放巨大的城镇化“结构优化生产力”。
第三，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尽管过去已出现了许多区域经济一体化地区的雏形，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但大多还在形成中。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后，高度重视大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大战略，掀起了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热潮，这也将产生巨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结构优化生产力”。
第四，各地都在推进的产业转型升级同样会带来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必须强调的是，释放“结构优化生产力”，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结构优化大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主要通过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来推动，要避免出现政府过度干预、拔苗助长、追求速度的情况，但同时也要发挥好政府在规划和政策引导等方面的作用，以使经济结构优化更好、更快地向前推进。
六 要素升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众所周知，技术、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但人们在讨论生产要素时大多只注意到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忽视了生产要素“质的提升”。其实，经济发展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后者更为重要。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期，能否顺利跨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素升级的状况。
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将创新驱动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并重点从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明确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对策。之所以近期不断出台有关创业创新的政策，是为形势所迫。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人口红利的减少、资源环境约束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饱和、投资边际效益的下降、资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业发展高峰期的结束等，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发展模式已走到了尽头，必须走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发展模式。形成质量效益型新模式的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依赖新动力——经济增长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或者说改革、转型、创新）的形成。
要素升级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三大发动机”之一，与土地、资源、资金、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质的提升”。要素升级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一是技术进步，如现有技术的改进和新技术的突破；二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包括人的知识水平、劳动技能和其他各种素质的提高；三是土壤品质的改良和土地肥力的上升；四是资金运用效率的提高，包括资金流通速度加快等带来的资金运用效率的提高；五是基础设施（广义生产要素）的升级，如高铁对传统铁路的改造，大幅提高了铁路的运能；六是各种要素的信息化改造，信息化改造一方面可以大幅降低生产要素的信息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大幅提高生产要素的效能。在经济增长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内部，要素升级既是结构优化的重要条件，也对制度变革提供了支撑。
一方面，要素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体现在它是创新驱动的重要途径。创新驱动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技术创新、人力创新、模式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或服务创新等。而前文已提到的要素升级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技术进步、人的素质提升、资金效率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升级以及各种要素的信息化改造等。可见，创新驱动与要素升级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很大交叉。技术创新主要是寻求技术进步，人力创新主要是实现人的素质的提升，模式创新主要表现为各种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创新，组织创新对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化有很大的依赖，管理创新或服务创新则离不开人的素质的提升。总之，欲实现创新驱动，必推进要素升级。
另一方面，要素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体现在它决定着我国能否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与中等收入没有直接关系，而与要素升级有密切关系。当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由低端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和传统农业转向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必须通过要素升级，由主要依靠土地、资源、劳动力等普通要素转向主要依靠迈克尔·波特所说的“高级要素”——技术、知识、人才、信息等，即资源配置实现由“吃资源”向“吃知识”的跃升后，才有可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否则就有可能像拉丁美洲、亚洲许多国家那样陷入其中，只能长期呈现低迷增长的局面。而转向技术、知识、人才、信息等“高级要素”，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人的素质提升、资金效率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升级以及各种要素的信息化改造等要素升级。
然而，中国目前推进要素升级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障碍。
一是制度障碍。如产权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等不合理，都会阻碍要素升级。股权分红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对技术进步影响重大，但目前中国针对技术创新的股权分红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还不完善，致使很多科技创新人员缺乏内在的、持久的动力，有的人获得几个科研成果后就停滞下来。目前的教育制度始终未摆脱应试教育的窠臼，培养了令世界瞩目的很多高分学生，但真正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才能的人不多。产权不甚清晰的土地制度激励了土地财政、大规模城镇化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但没有激励对土地的保护和轮休。
二是思想障碍。人的素质提升直接针对人，技术进步严重依赖人，土地、资金、信息、基础设施等要素都需要人来应用，所有要素都受人的思想观念的影响。要素升级意味着要素从旧的状态向新的状态转变和提升，这对人的旧观念是一种冲击，因此作为新生事物刚开始必会遇到旧思想观念的阻碍。尤其是要素升级总是存在一定的投入和风险，因而更会遇到一些思想较守旧人的刁难。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每当一项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新人才、新渠道等出现后，总会有人议论纷纷甚至冷嘲热讽和打压。
三是既得利益障碍。现有世界是由传统要素组成的，已形成了一种较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同时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既得利益格局。要素升级和新的高级要素的出现，会打击或取代传统要素，会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无疑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例如，新能源技术的出现，就对传统化石能源形成了冲击，会遇到相关利益集团的无形阻碍。再如，一个单位若引来若干高级人才，会对现有人才的权益格局带来冲击，会遇到无形的阻碍。
推进要素升级，需要针对上述障碍采取综合对策。第一，制定促进要素升级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使要素升级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第二，建立有利于要素升级的体制机制，特别是科教人才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和信息化推进机制等。第三，制定促进要素升级的财税、金融等政策，为要素升级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第四，培育适应要素升级的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等主体，形成要素升级的磅礴力量。第五，建立推进要素升级的交易所等各种平台，使各种要素在升级中优化配置、在优化配置中升级。第六，塑造有利于要素升级的文化，形成要素升级的持久内在动力。
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下，要尽可能将要素升级与创新驱动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大合力。
七 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九重促进作用
对外开放一方面可以促进改革，另一方面本身即改革，故可将对外开放作为“三大发动机”之一的“制度变革”的一部分。
“一带一路”、亚投行、人民币国际化、自贸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等都是近年来的热词。所有这些热词都反映出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走出去”；不仅要遵循现有国际秩序，而且要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不仅要开展国际双边、多边合作，而且要开展大区域系统合作；不仅要推进实物层面的对外开放，而且要推进货币金融层面的对外开放；不仅要“有进有出”，而且要“优进优出”。
在新阶段，有必要对对外开放的作用做更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由于本文重点讨论发展动力，故侧重从动力角度分析对外开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促进作用。
对外开放是一个双向系统，不仅包括打开国门“引进来”，而且包括面向世界“走出去”。对外开放的具体形式很多，包括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对外金融合作、对外产能合作（或对外产业合作，含对外工程合作）、对外技术合作、对外人才交流、对外文化交流、对外环保合作、对外军事合作等。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能够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以下九个方面的作用。
作用一：扩大产品市场。在闭关锁国条件下，企业产品的市场限于国内市场。而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企业产品的市场则扩大到全球市场。只要企业产品有国际竞争力，就不愁没有销路。市场的扩大，即意味着效益的增加，不仅包括成本不变情况下销量增加带来的效益增加，而且包括因规模经济出现、成本下降而带来的效益增加。其实，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之间开展相互贸易，可实现互利共赢。
作用二：增加消费者选择。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的消费者只能选择本国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可以选择世界各国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服务，选择范围大大拓宽，可以获取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不仅消费者可选择的花色品种增加，而且消费的档次也多样化，即增加了消费者选择不同档次消费品的空间。消费者不仅可以在本国购买商品或服务，而且可以出国购买喜欢的商品或服务。
作用三：扩大经营舞台。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的企业只能在本土进行投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舞台有限。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则可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国进行投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舞台大拓宽。近年来，中国正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其实质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业链和生产经营环节，分享全球分工协作的好处。国际产能合作的形式可包括产能一揽子合作（将装备、技术、管理、标准和资本“打包”）、全产业链战略联盟合作、就地建设产业园区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采取BOT、PPP等方式）、“工程承包+融资”合作、融资服务合作等。这些都为本国企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
作用四：弥补资金缺口。吸引外资是对外开放初期最富有吸引力的形式。“双缺口”模型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会遇到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的挑战，对外出口和吸引外资可以弥补储蓄和外汇的“双缺口”。吸引外资包括吸引私人来源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商业银行贷款和出口信贷，以及官方来源的按市场条件提供的贷款和投资等。同时，本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也可以通过获得利润回报而在国内进行投资。此外，国外的援助也可以部分弥补国内的资金缺口。
作用五：缓解资源压力。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不仅是数量有限，更主要的是品种有限，而发展经济、满足国民生活需求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对外开放则可以通过引进国外资源来满足国内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在不对外开放的情况下，一些国家为了满足国内的需要，很可能会对资源进行过度的、高成本的开发和利用，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而对外开放则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优选资源，缓解国内的资源压力。
作用六：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往往来自两个基本动力：一是市场需求的拉动；二是竞争的推动。而对外开放，一方面可通过扩大产品的市场、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来扩大市场需求，进而拉动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可通过扩大国内企业的竞争范围、增加竞争强度来推进技术进步。不难看出，人类许多重大的技术进步都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如蒸汽机技术、铁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等。而且，开放条件下的“知识外溢”效应和信息流通也非常有利于技术进步。
作用七：提升人力资本。一国的知识、管理经验和文化都有某种局限性，而全世界的知识、管理经验和文化则丰富得多。在开放条件下，提升人力资本可跳出本国的局限，在全球范围吸纳知识、管理经验和文化。故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最好同时引进管理经验，加强国家之间的人才交流、文化交流可以共同提升交流双方的人力资本。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通过输送大批人才留学、开展海外交流等，显著地提升了整体的人力资源水平。
作用八：促进制度变革。对外开放的一个隐蔽而神奇的作用是促进国内的改革。改革是对现有权益格局的调整，常常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在封闭条件下，人们往往不知道外面精彩的世界，而陷于安于现状、故步自封、自我陶醉之中。一旦打开国门，有了比较，就会发现自身的差距，就有了变革的动力和压力。事实上，中国30多年的改革有很大部分是因开放引发和推动的，如设立对外开放特区、吸引外资等都推动了国内改革。
作用九：保障多种安全。一个国家的安全有很多种，如国防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等。许多安全越是在封闭状态下就越难维持，越是在开放状态下就越好维护。如在开放条件下，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高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侵犯他国也会损害自身的利益，维护国际规则和秩序可以实现共同安全。在此情况下，维护国防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等成为各国共同的诉求，只要各国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就可以共同提高各国的安全系数。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面临艰巨的改革、转型和创新任务。国际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正在重组，世界经济正处于艰难的再平衡之中。在此形势下，我们一定要有全球视野，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深刻认识对外开放的多重作用，突出“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国际产能合作等重点，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
八 解放思想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
思想解放有利于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动力，思想即观念、文化等，也属于广义制度中的无形制度，故也可将思想解放作为“三大发动机”之一的“制度变革”的一部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代，同时经济开始逐步步入新常态。新时期我们面临异常艰巨的改革、转型、创新和发展任务，粗放发展的模式已走到尽头，长期依赖的“三驾马车”动力逐渐式微，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发展动力。改革、转型、创新都是新的发展动力，但所有这些动力都依赖解放思想这一更深层次的动力。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决定行为，思想引领行为，思想是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事实上，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几乎都是先有思想革新，后有重大的变革行动和经济社会发展。如先有荷兰的宗教宽容和解思想，后有荷兰的“商业革命”和率先崛起；先有英国的“新教革命”（或“宗教改革”“清教革命”），后有英国的“光荣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先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后有意大利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先有法国的“思想启蒙”，后有法国的多次“革命”和经济发展；先有美国的“宗教改革”和《独立宣言》，后有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强大；先有日本的“文明开化”思想，后有日本的“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先有“戊戌维新”思想，后有“戊戌变革”行动；先有“五四运动”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传播，后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先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后有伟大的改革开放和持续30多年的高速发展。
如前文所述，影响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需求全要素边动力，如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二是供给边要素投入动力，如劳动力、资金、土地等投入；三是供给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如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其中中国的制度变革包括中国特色的制度动力（“五驾制度马车”）——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政府管理制度等，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四是两个相对独立而又属于制度变革范畴的动力——对外开放和思想解放。本文已讨论了前面所有的动力，这里要分析的是思想解放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
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人，影响人行为的核心因素是制度和思想，决定制度变革的因素也是思想，故思想是影响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因素，抓住思想就抓住了影响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在特定的时空下，思想既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思想，也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摆脱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转向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
思想是与特定主体如民众、企业家、学者、领导人等相连的，民众的观念和意识、企业家的精神、学者的理论和观点、领导人的理念和意志等都受思想的影响和左右。而这些主体的思想状态和取向都从不同方面影响经济发展。
首先，民众的观念和意识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动力。经济发展依赖企业发展和民众创业。企业发展依赖企业家精神和企业中每个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而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依赖激励制度的设计，又依赖员工的观念和意识。不同的宗教和思想教育对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影响不同，如基督教较佛教更引导人采取入世的行为。民众创业的行为更是受观念和意识的引导，在大众中培育创业意识有利于经济发展。
其次，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主体，企业家是企业的主帅和灵魂，企业家精神是支撑企业家创新和应对风险的基础力量。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创新和冒险，而这首先需要企业家来承担和推动。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思想品质，包括创新、冒险、敬业、合作、诚信等。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要有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就会产生和成长起一批优秀的企业，经济发展就水到渠成。
再次，学者的理论和观点是引领经济发展的无形力量。尽管很多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诚如凯恩斯所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思想家的思想，无论是对还是错，实际上都要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为有力。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少数精英统治的。那些自认为能够免受经济学家思想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当权狂妄人信奉的其实也不过是若干年前某些末流文人狂妄思想的零碎而已。”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学者的地位和作用巨大而无形。尽管在当今中国经济学家常常挨骂，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30多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在破除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普及市场经济知识、提供经济决策咨询服务、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最后，领导人或领导人团队的理念和意志对经济发展影响重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或领导人团队对经济发展影响重大，有时可以说“领导是第一生产力”，在同样的环境和条件下，仅仅因为换了一个领导人，结果几年之后面貌焕然一新。领导人的主要职责是确定方向、战略和路线，而其思想和理念是否科学合理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效果。若领导人思想僵化、观念陈旧，就可能导致国家或地区走很长的弯路，反之则会顺利、较快地走向现代化。
以上主要分析了思想通过各个主体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解放各个主体的思想，摆脱僵化思想、陈旧观念的束缚，培育与时俱进的新思想，更能促进经济发展。
对当前的中国来说，经济持续下行，面临前所未有的稳增长压力。在此形势下，有必要开展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以寻找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启了伟大的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想，掀起了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高潮。党的十八大后，我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代，有必要开启“第三次思想解放”。
“第三次思想解放”可重点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推进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没有彻底完成的关于人权的思想启蒙，厘清公权与民权的关系，清理特权思想，为全面改革扫清思想障碍；另一方面，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形成的“过渡性改革思想”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更加强调全面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公平发展等思想和理念。
通过“第三次思想解放”，消除思想迷雾，进一步明确前进的方向，凝聚共识，减少内耗，形成合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九 地方政府竞争何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地方竞争为一些学者所重视，故予以讨论。地方竞争其实是一种制度安排，故也可作为经济发展“三大发动机”之一的“制度变革”的一部分。
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中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由各地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区一级的政府）的高度竞争带来的，各地地方政府通过出售土地、给予税收优惠等手段，竞相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经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他还以其“佃农理论”对此进行了理论论证：地方政府相当于地主，招商引资来的生产企业相当于农民；地方政府出售土地时的地价相当于固定地租，之后的增值收益相当于分成地租；各县区政府为了使自身收益最大化，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等。
毋庸讳言，地方政府竞争确实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尽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等方针指导下，各级政府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由于政企分开改革推进滞后，各级地方政府可以“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经营国有资产”，于是逐步演变成“经济发展总公司”或“政府企业”，书记相当于董事长，市长相当于总经理，其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资、工业发展、开发区建设等经济工作上。由于政府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因此各地政府之间的“增长竞赛”就成为各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因。
政府本乃公共服务组织，何以会出现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原因。一是从“财税包干制”到分税制，使地方政府有了竞争的内在动力。分税制实施前的“财税包干制”使地方政府有了完成规定上缴任务后追求自身税收收入最大化的内在激励，于是出现了围绕降低上缴基数、扩大本地留成的激烈竞争。分税制实施后，围绕如何增加地税在各地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由于地税主要来自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资源税、土地使用税等，因此建开发区、发展工业、开发资源、发展房地产等就成为各地共同的竞争手段。二是以GDP、工业增加值等为主要内容的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有了竞争的外部压力。各级地方政府要接受上级政府的考核，考核的主要指标是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于是为了获得上级的肯定，为了在各种排行榜上赢得靠前的名次，在各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三是对土地和资源的控制使地方政府有了竞争的手段。与西方国家地方政府之间难以形成经济竞争不同，中国地方政府拥有对土地和资源的所有权、控制权和监管权，可以通过竞相出让土地和资源、竞相开展“制度补贴竞赛”等进行竞争。
必须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也存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如在“大跃进”时期，各地也存在围绕超英赶美、大炼钢铁、亩产“放卫星”等竞争。
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手段有以下几种：一是竞相以各种优惠手段（如减免税收或利税返还、低价供地、低价提供配套服务、给予补贴、减少行政审批程序、给予某些垄断经营权等）开展多种形式的招商引资；二是竞相设立各种形式的开发区或产业园区，将其作为经济竞争的主要平台；三是竞相快速发展对GDP和财政税收贡献较大的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四是竞相大范围征用农村土地，发展房地产，开展“造城运动”；五是竞相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大搞“政绩工程”或“形象工程”；六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竞相透支开发利用本地资源；七是竞相争取各种“帽子”和名号，如特区、试验区、示范区、自贸区、城市新区、国家级开发区等。
地方政府竞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对过去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显著贡献；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很多副作用和后遗症。例如，地方政府同时作为“裁判员”和“运动员”，不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设租”“寻租”提供了空间，滋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许多地方为此搞“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延缓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许多地方在招商引资中进行恶性竞争，给予外来投资者过多的税收优惠、经营特权等，同时压低本地劳动力价格，损害了当地民众的权益；有的地方为了“亲商”“富商”等，放纵企业大规模消耗资源、污染环境，损害了长远利益；在“以GDP论英雄”引导下，什么来政绩快就发展什么，造成了严重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为了尽可能增加GDP，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工业和房地产上，扭曲了产业结构；在“软预算约束”下，过度负债，增加了金融风险；等等。
地方政府竞争与企业竞争有明显的不同。一是竞争目的不同。地方政府主要为GDP政绩和财政收入而竞争，企业则主要为效益和可持续竞争力而竞争。二是竞争手段不同。地方政府可运用政府管理权和控制重要资源的特权开展竞争，企业则主要通过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开展竞争。三是竞争平台不同。地方政府主要利用本地空间进行竞争，企业则利用全球市场舞台进行竞争。
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公平的企业竞争是应该鼓励的，但地方政府竞争则应受到一定的约束。首先，地方政府竞争应主要围绕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而竞争，对围绕增加政府自身权益的竞争应予以限制；其次，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应像企业竞争一样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对依托行政特权而开展的竞争应予以禁止；最后，地方政府竞争应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要遵循全国统一的竞赛规则。
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地方政府竞争仍然是必须依靠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不能因为其有缺点而一竿子打死。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引导地方政府竞争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如何引导？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强调。一是加快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坚持政府主要作为公共服务组织的基本方向，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明确其主要职责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等，将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职责逐步交给企业和市场。二是改革干部考核制度和考核方式，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提高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安全生产、民生福利等方面的考核权重，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考核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增加民众考核干部的机会。三是尽快制定规范地方政府竞争的相关法律法规，使地方政府竞争有统一的规则可以遵循。
十 人口能带来经济增长的红利
经济发展离不开人，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和投资者，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都影响经济发展。人口中的劳动力数量属于“要素投入”，人口素质提高属于“三大发动机”中的“要素升级”。
21世纪以来，“人口红利”成为一个持续的热点话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换挡，人口红利减少又成为其中的重要解释变量。还有很多人在探讨：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新的经济驱动力在哪里？中国是否会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何为人口红利？各方面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单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理解人口红利，有的将凡与人口有关的红利都理解为人口红利，有所谓“新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之说。
本文将人口红利分为狭义人口红利和广义人口红利。其中，狭义人口红利是指因人口抚养比（总人口中0～14岁少儿人口与65岁以上老年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较低而带来的经济增长红利。这种红利比较确定且好衡量，有广泛共识。广义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因素带来的所有经济增长红利，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红利（狭义人口红利）、人口的素质红利（人力资本红利）、人口的积极性红利（因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而带来的红利）、人口的分布结构红利（因人口向更高效率的产业和区域转移而带来的红利）、人口的需求拉动红利（因不同年龄段人口消费和投资需求不同而带来的红利）。广义人口红利取决于很多相关因素，不太确定，不好衡量，没有形成广泛共识。
人口是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人口如何能带来经济增长红利？
先来看狭义人口红利。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高，则有两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应：一个是劳动力供应充足，人口的生产性强，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个是人口的抚养负担轻，会提高社会储蓄率，增加资本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A. Mason和人口学家WangFeng曾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力增加带来的人口红利进行过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人口红利可解释1982～2000年中国保持15%左右的经济增速的原因。蔡昉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2011～2020年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那么这期间的潜在增长率每年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
再来看广义人口红利。除了人口的年龄结构红利（狭义人口红利）外，前文已述及的其他四个方面红利带来经济增长的机理如下。一是人口素质提高带来经济增长红利。人口素质越高，则劳动生产率越高。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在“边干边学”中积累人力资本，提高劳动技能，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少儿抚养负担下降使家庭生育目标从“数量导向”转向“质量导向”，因而会增加子女的人力资源投资。二是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带来经济增长红利。与无生命的生产要素不同，人作为有情感、有情绪的生命体，其工作效率的弹性空间很大，若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则工作状态很好，工作效率很高，反之则很低。故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手段。三是人口向更高效率的产业和区域转移带来经济增长红利。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行业和区域，其生产率是不同的，因为不同行业和区域的分工协作水平不同，分工协作水平高，则劳动生产率也高。因为城市非农产业的分工协作水平高，所以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能带来更高的效率和产出。这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规律性现象的原因。四是人口的需求带来经济增长红利。人口不仅是生产者，而且是消费者或需求者。人口越多，则需求越大。收入水平高的人口比重越高，则需求越大。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越高，则需求越大。需求越大，则经济增长动力越大。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人口红利只是提供了机会（“人口机会窗口”），要变成现实红利，必须具备一些条件。一是要有就业岗位，较多的劳动力供给才能成为生产性人口，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而就业岗位又取决于经济发展等，故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何世界上许多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产生现实人口红利的现象。二是资本积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依赖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等。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可将个体的储蓄和资本积累高效地配置到合适的企业、产业和区域中。三是人口素质提高、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人口向更高效率的产业和区域转移、人口的需求满足等广义人口红利的释放，还依赖教育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消费制度等的建立和改革。
中国的狭义人口红利已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
首先，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下降。国家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4.4%，比2010年微降0.1个百分点，总抚养比由34.2%上升到34.4%。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4.1%，较2011年继续下降0.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开始出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人口抚养比则相应上升，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据联合国2011年5月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年修订本）预测，2030年，中国人口数量将达13.93亿人，0～14岁人口组占比为14.61%; 15～64岁人口组占比为68.92%。据此计算，2030年的总抚养比为45.1%，较2011年的总抚养比（34.4%）上升10.7个百分点。
其次，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少儿抚养比从1999年的47.7%下降到2010年的36.9%，老年赡养比从1999年的10.2%上升到2010年的11.9%。201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1%，比上年增加0.25个百分点，老年赡养比从2010年的11.9%上升到12.25%。201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4%，比上年增加0.3个百分点。据联合国2011年5月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年修订本）预测，203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组占比为16.47%。另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和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7%上升到14%经历的时间大约只要25年。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左右。
若从广义人口红利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远未消失。
首先，人口的素质红利或人力资本红利还很多。提高人的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增加人力资本，使人力资本替代劳动力数量成为可能。随着人的寿命的延长，可利用的老年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越来越多。其次，人口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红利远未充分发挥。由于产权和知识产权制度还不完善，以及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等，相当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还未充分发挥出来。若发挥出来，还会带来很多红利。再次，人口的分布结构红利还有很大的释放空间。中国的工业化仍处于中后期阶段，城镇化仍处于加速阶段，农村人口向更高效率的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空间还很大。即便是已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也存在就业不足的问题，存在受过多年职业技术培训的熟练农民工返乡的问题。最后，人口的需求拉动红利还有不少。越年轻的人口，消费越时尚，消费需求也越大。养老、护理等老年需求也在扩大。同时，消费结构还在升级中。
如何延长人口红利期、充分发挥广义人口红利？可采取以下对策：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延缓老龄化进程；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完善医疗卫生体系，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改革产权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完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调动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消除人口向更高效率产业和区域转移的障碍；建立弹性退休制度，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发挥老年人群“余热”作用，进行老年人才资源开发，大力发展老年产业，完善老年人再就业劳动保障政策；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产能过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减少产业发展对劳动年龄人口的过度依赖；等等。
十一 让“增长主义”回归经济发展正途
讨论经济发展动力，必须对“增长主义”有所回答。经济发展动力不等于经济增长动力，并非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必要的，故必须寻找合理的经济发展动力，形成合意的经济增长。
必须区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指经济总量增长，主要表现为GDP的增长；而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优化、经济质量提升、民生福利增加、经济环境改善等。故说“发展是硬道理”是对的，但说“增长是硬道理”则不一定对。
所谓“增长主义”，是指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将经济增长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将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作为干部考核的主要指标，搞GDP竞赛，搞“GDP崇拜”。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然而，虽然我们已认识到“增长主义”的问题，但要摆脱其束缚绝非易事。因为“增长主义”之所以流行，有着各种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一是经济增长可以缓解贫穷。当国民刚刚从贫困线上挣扎过来后，往往对经济增长有着强烈的渴求。人的需求虽然很多，但在生活水平较低时，满足吃穿温饱的需求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可以满足这些需求。即便在生活水平很高后，也会因为惯性的作用仍然追求高增长。二是经济增长可以证明政绩。经济增长可以方便地用GDP来衡量，可以较容易地获取翔实数据，统计、衡量、评价和考核GDP已有很成熟的理论和技术，用GDP可以方便而直观地比较各国或各地区的增长成效，可以排名，可以证明政府及其相关官员的政绩，因而为各国政府和各级政府官员所喜爱。三是经济增长可以为推动者和参与者带来直接的利益。对政府来说，GDP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是成正比的，追求GDP增长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收入不仅为增加工资等提供了支撑，而且扩大了相关官员的收入支配范围和能力。对企业来说，追求贡献于GDP的产值，既可以增加利润空间，又可以提高市场占有率等。四是快速经济增长可以掩盖很多社会矛盾和工作缺陷，即所谓的“一俊遮百丑”。当经济增长较快时，许多问题和矛盾不至于“水落石出”，可以掩盖于一时，有时还可以在增长中解决一些问题。正因为以上原因，经济增长在各主体之间容易达成共识，成为一种不知不觉的趋势性力量。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完全否定经济增长，但也要认识到，长期奉行“增长主义”必然造成以下后果。一是资源被过多消耗。经济增长是要消耗资源的，但过快的赶超式的增长会过多、过快地消耗资源能源，造成资源短缺和资源价格过快上涨。二是环境被大范围严重破坏。在工业化、城镇化高速推进时期，经济增长会对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这是难以避免的现象。但若在此时期奉行“增长主义”，则会加剧环境的破坏，甚至造成难以逆转的生态环境破坏。三是人口增长被太长时间抑制，老龄化提前到来。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当人口尤其是非生产性人口过多时，会陷入人口的“马尔萨斯陷阱”，阻碍经济增长。故为了更快地实现经济增长，有必要推出计划生育政策。但计划生育政策若实施时间过长，则会带来人口不能正常更替等问题，并造成“人口红利”提前消失，反而阻碍长期经济增长。四是劳动力被过度使用，劳动者的休闲时间被过多占用，幸福指数下降。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必备要素，劳动力数量、劳动者工作的时间和强度是有弹性的，在“增长主义”引导下，一些不应作为劳动力的人（如童工等）会被拉入劳动力队伍，劳动力工作时间会被延长（如过度加班、取消或减少节假日等），部分劳动力被强迫长时间进行高强度劳动。五是货币被过多超发，通货膨胀经常出现。货币是社会最重要的契约，应尽可能保持相对稳定，但在“增长主义”作用下，货币常常被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经常被过多超发，由此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等，损害社会公平和经济持续发展。六是投资被过度依赖，消费被抑制。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本是GDP的三个组成部分，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是经济低迷时抚平经济波动的不得已手段，但在“增长主义”作用下，不仅“三驾马车”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常规手段，而且在“三驾马车”内部，投资因最易为政府所掌握而被过度依赖，因而抑制了消费，进而损害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七是工业化、城镇化被超前推进，形成了“赶超发展症”。工业化、城镇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规律性现象，是一个历史过程，但在“增长主义”作用下，工业化、城镇化常常成为短期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被超前推进，因而出现了“拔苗助长”式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增长主义”作为一种理念、目标和战略，需要一整套相应制度来支撑。一旦步入“增长主义”的轨道，往往会倒逼形成一套制度体系。一是政府制度，即政府的主要职能变成促进经济增长而非提供公共服务，政府的角色演变成经济建设中的“运动员”而非仅仅是“裁判员”。二是干部考核制度，对干部的考核以GDP增长为导向，主要考核GDP增速、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至于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民生福利、环境保护等指标则处于相对次要位置。三是价格制度，一些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是由市场供求决定，而是由政府有关部门决定，资源能源价格、资金价格、环保价格、劳动力价格常常被人为压低，以获得低成本竞争优势，拉动经济增长。四是土地制度，通过“土地财政”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五是财政制度，财政支出的相当部分直接成为经济建设支出，主要服务于经济增长。六是金融制度，特别是货币制度和信贷制度设计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主要目的。
要让“增长主义”回归经济发展的正途，必须“三管齐下”。第一，转变观念。将经济增长当手段而非目的，综合考虑经济总量增长、经济结构优化、经济质量提升、经济环境改善、民生福利增加等目标；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将社会公平正义、民众权利保障置于更重要的位置。第二，改革制度。特别是有针对性地改革政府制度，转变政府职能，让企业成为增长的主角，政府主要承担公共服务职能；改革干部考核制度，不能仅仅“以GDP论英雄”，要提高民生、环境等指标的考核权重；改革价格制度，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产品和要素价格；改革土地制度，逐步取消“土地财政”，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改革财政和金融制度，实现公共财政和币值稳定的目标。第三，转变发展方式。将经济发展由粗放转为集约，由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转为主要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来拉动经济增长。
十二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是可以解释的
通过上述对经济发展动力的系统分析后，我们来看看中国30多年的高速增长，即所谓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动因何在。
1979～201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8%，远高于世界同期年均2.8%的增速，经济增速和持续时间也超过了经济起飞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2002～201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更是高达10.7%，远超世界同期3.9%的水平，故有人称之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围绕中国高速增长动因或原因这一话题，国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讨论。比较典型的说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改革开放或制度变革（含渐进改革、边缘改革等）、中国模式（政府主导、投资推动、赶超发展等）、地方政府竞争、比较优势发挥、低人权优势发挥、人口红利释放等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原因。本文因篇幅有限不拟对这些说法进行分析和评价，而是提出一个综合性框架来分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
根据前文的分析，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体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需求边动力，即通过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二是要素投入动力，即通过大规模投入资本、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拉动经济增长；三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即通过笔者提出的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拉动经济增长；四是中国特色动力，即通过独特的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含考核制度等）“五驾制度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领导人和民众的赶超发展意识、“增长主义”的目标设计、部分时期难得的国际环境等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述四组动力分别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
第一，“三驾马车”是中国稳增长或保增长的主要动力。需求边“三驾马车”虽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但它们是政府短期稳增长或保增长的基本手段。仅以投资这驾“马车”来说，2000年以来中国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不断攀升，2003年达到47%，2006年达到52.3%，2009年达到66%，2010～2013年分别达到69.5%、66%、72%、78.5%，近年来投资率维持在65%以上，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20%左右、新兴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时期40%左右的水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四万亿”投资带动“数十万亿”信贷投资等，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反弹。
第二，“五驾制度马车”是需求边“三驾马车”的“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并非根源动力，它们发挥作用要依赖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含考核制度等）“五驾制度马车”，或者说“五驾制度马车”才是拉动需求边“三驾马车”的“马车”或动力。如增加出口要靠发挥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的低价格优势，以及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制度设计和政策的作用；提高投资要靠发挥政府主导投资体制、GDP导向考核制度、投资优惠税费政策、宽松货币信贷政策、低利率政策等制度设计和政策的作用；扩大消费要靠消费品低价政策、消费优惠财税政策、消费信贷政策等政策的作用。
第三，制度变革是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性动力。之所以说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动力，是因为它是其他动力发挥作用的前提。从理论上看，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可以通过四个方面释放红利或促进经济发展：一是要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释放红利；三是通过促进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释放红利；四是通过改善或提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释放红利。从实践上看，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源于改革开放或制度变革的启动和持续推动。制度变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经济增长。据胡鞍钢等人的研究，1978～2005年相比1952～1977年，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从11.5%下降到9.5%，对GDP的贡献率从75%下降到39%；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从2.6%下降到2.4%，对GDP的贡献率从13%下降到8%；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率从4.1%下降到2.1%，对GDP的贡献率从20%下降到7%。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则从-0.5%上升到4.4%，对GDP的贡献率从-8%上升到46%。虽然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但制度变革是主要途径，而且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还依赖制度变革。
第四，结构优化是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性动力。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等，其实质是分工协作的深化。根据斯密的理论，分工协作深化可以极大地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之所以说结构优化是过程性动力，是因为它最终依赖制度变革。从结构优化中的工业化来看，假设一个农业劳动力年收入为5000元左右，同样一个人转移到非农业岗位后年收入可达到3万元，千百万个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就能大大提高国民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据统计，1978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353元/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2732元/年（相当于第一产业的7.7倍），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为1938元/年（相当于第一产业的5.5倍）；到2005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6664元/年，第二产业劳当生产率为49735元/年（相当于第一产业的7.5倍），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为31195元/年（相当于第一产业的4.7倍）。1978年，中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为70.5%，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为17.3%，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为12.2%；到2012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下降到33.6%，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上升到30.3%，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上升到36.1%。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工业化类似。
第五，要素升级是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要素升级是要素质量和档次的提升。改革开放30多年来，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也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据夏杰长的测算，1979～2000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28.6%。据王小鲁等人的研究，1998～2007年，教育对GDP的直接贡献以及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占到了GDP的2.2%。据人力资本测度结果，1990年以来，中国潜在人力资本保持了1.55%～2.38%的年均增长速度，总体上高于就业总量0.40%～2.45%的增长速度。
第六，大规模要素投入始终是上述动力的传输带。要素投入是指资金、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不管是“三驾马车”还是“三大发动机”，要想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需要利用要素投入这个中介或传输带。仅从可大致反映资金投入的M2变化情况看，统计数据显示，中国M2从1990年末的1.53万亿元增加到2014年第二季度的120.96万亿元。M2/GDP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12年的1.88，34年间扩大了近5倍。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6.2亿吨标准煤，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此外，必须强调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发展是硬道理”、对外开放等战略方针，以及思想解放、全社会强烈的赶超意识、各级地方政府对GDP增长的强烈追求（“地方竞争”）、“人口红利”等，都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当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当社会公平问题凸显，我们应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尽快将国家发展目标从单纯的“增长主义”中摆脱出来，更加强调科学发展、公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注：本文部分内容已先后在《中国经济时报》《上海证券报》等报刊上发表，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