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背后的新力量

当前改变政治风险局势的有三大趋势：冷战结束后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化、供应链创新以及科技革命。

政治。当今公司面对的，是现代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超级大国对抗，在敌友之间划出相对清晰的界限，贸易政治和安全政治也划分得非常清楚。当时大半个世界分属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和苏联集团计划经济体，军备控制条约与苏联有关，但全球贸易谈判不受影响。今日的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多变，各国势力此消彼长，有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还有恐怖组织、网络罪犯等非国家行为体。安全不只关乎安全本身，国际经济议题往往与安全政策及政治密切相关。

康迪（康多莉扎·赖斯）担任国务卿时曾不安地看到，迪拜港口世界公司（Dubai Ports World），这家阿联酋政府所有的获过奖的港口管理公司，在某次引发公众不满后被迫将其美国航运业务移交给一家美国公司。虽然阿联酋是美国坚定的同盟，而且经过美国政府全面审查没有发现安全隐患，但美国人在911事件后一听到“阿拉伯”和“港口”这些字眼，就足够让迪拜港口世界公司在美国站不住脚——就算是全世界最能体现市场机制的美国也不例外。

供应链。供应链效率逐步提升，逐渐为公司解锁巨大的价值。现在即使是非常小的公司，也可以利用较低的离岸人工成本、运输成本以及更好的库存管理。然而供应链革命有一个缺点：全球供应链变得更长、更加精益，公司更容易受到远方动乱的影响。

公司为了提高利润、定制化和速度，向海外拓展供应关系，产品及服务的提供受到政治活动影响的概率随之提升。在2014年，越南认为中国将一个离岸石油钻井平台移到越南的专属经济区，其国内爆发了抗议。全球最大的服装及玩具提供商之一利丰公司（Li & Fung）的供应商被迫关闭越南工厂一周，耽误了向美国发货。东南亚领海争议迅速导致美国几个城市的商店缺货。

技术。社交媒体、手机和互联网也在改变21世纪的政治环境。全世界48%的地方都被网络覆盖。据预计，2020年全世界拥有手机的人将多于能够使用自来水和电力的人。技术大大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成本，让志趣相投、相隔遥远的人得以更容易地为一项事业集结起来。此外，社会行动主义也不再是社会活动家的专利。在超链接时代，路人用手机拍摄视频传上网，就有可能传遍世界。2017年4月9日，美国联合航空飞往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航班座位超售，公司决定请四位乘客下飞机，其中一位名叫戴维·道（David Dao）的乘客拒绝离开飞机。其他乘客拍下了他被暴力拖走的视频，上传到Twitter和Facebook。两天后美联航股票损失2.55亿美元的股东利益，分析员开始担心该事件对中国市场的影响——中国社交网络上的评论者认为公司歧视亚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