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回首20世纪，我们无论如何都难以回避民族主义的话题。时至今日，民族主义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但对它的定义就像对“人”的定义一样是艰难的、充满争议的。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盖尔纳 (Ernest Gellner) 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体的自然疆界与政治辖区是一致的，换言之，它要求族体的政权与主权必须合二为一。

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运动始于欧洲，而席卷整个欧洲的1848年革命就是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大约半个世纪以后，东方民族主义及民族运动也狂飙突进，缔造了一个全新的东方。可以说，“在东方世界，整个20世纪都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度过的。新东方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对几百年来形成的旧的国际格局进行了最彻底的冲击”。

就中国近代史而言，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思想史的中外研究者，几乎无不提到民族主义。学术界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在很长时间内，我国几乎不存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停留在很低的层次上。而在西方的中国史研究中，民族主义是一个不断重申的研究主题。可以说，作为一种诠释历史的工具，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是被用得最广泛的，而且不乏滥用之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研究者们似乎对民族主义耳熟能详，实际有分量并能够反映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或民族运动的学术专著及专题论文，在当代中国史学界并不多见。即使一般的论著也未必都建立在充分的研究基础之上。学术界过去偏重于从社会科学提供的理论视角去研究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不可否认，这样一种“非历史”的研究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民族主义。

仅就清末民初的历史而言，今日治民国史者大都注意到，其时内政与外交已经完全打成一片。民初担任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的张一麐曾言，“八国联军之后，一切内政无不牵及外交，此定律也，不可逃也！”因此，研究清末民初的政治史和外交史，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予以考察，才能理解这段历史的复杂面相。当今学人要对民初政治史和外交史研究有所推进，不得不关注民族主义对其造成的影响，因为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动力。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亡终于压倒了启蒙”，以此来完成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余英时就指出：“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

近代中国人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最初是由于他们的亡国危机意识的压力。亡国危机意识是一种民族忧患意识，这固然与中国士人的忧患意识传统有关，但在近代确实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影响有重大关联。其实，民族精英的亡国危机意识不独存在于1920年代，上溯自清末，“亡国论”就已经较为普遍地存在了。但梁启超相信中国文化自有其坚强的生命力，坚信中国不会“亡国”。为此，梁启超撰写了《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 以鼓舞士气。1921年1月12日，《申报》主笔杨荫杭曾发表时评《我之党见》，指出：“忧亡国，忧破产，为全国人民心理之所同。”杨荫杭时任《申报》副总编，堪称当时的舆论领袖，因此他对时局的观察，当具有一定代表性。不过，杨氏的“亡国隐忧”更多的还是代表着像他这样的民族精英的亡国忧虑，不能说是全国人民心理“之所同”，但民族精英有能力引导公众舆论，这是应该注意的事实。

本书探讨的是中国在1912—1922年如何突破国际旧秩序的束缚，捍卫国家主权的艰难历程，探寻中国其后参与创建远东国际新秩序的历史根源。这段时期的外交，学界常称之为“北洋外交”。从世界范围看，此一时期的“北洋外交”正处于英、法、日等强国主导的“帝国主义国际体系”包围之中。在这种旧的国际秩序中，列强推行的是“帝国主义外交”即指1880年代至1920年代前期英、法、德、日等列强所推行的霸权外交，其特征是拓展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以增强其母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为原则。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对近代以来的中国人 (包括当下的学者) 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说熟悉，是因为从20世纪初开始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民族精英就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的政治口号，到1920年代初，成立不久的中共就把“反帝”作为党的革命纲领。须要指出的是，中共较早地意识到“帝国主义国际体系”对中国主权的损害，由此也显示出中共与北洋其他派系，如旧交通系、研究系，安福系在政见上的显著不同，展现出中共改造中国及世界的时代自觉及伟大魄力。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也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批判对象，乃至成为中国革命史研究范式的经典传统。言其陌生，是由于“帝国主义”作为近代史上一个长期形成的政治概念不可避免地混杂着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内容，使人们无法把它作为一个单纯的历史对象进行冷静客观的研究，直至今天，中国学界对“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影响仍然停留在粗浅的层面，只有少数学者在关注“帝国主义”与近代中国的问题，很多基本问题仍亟待探寻。有趣的是，当中国大部分学者开始“遗忘”或者“忽略”近代史上的帝国主义问题时，以何伟亚(James L. Hevia) 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反而要“重新开启在东亚的欧美帝国主义的研究”，阐明19世纪在华殖民主义的性质，并且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带回到有关中国现代性的讨论中来。中外学者对“帝国主义”问题截然相反的研究旨趣或许与当今中国学者仍未走出帝国主义的历史阴影有关，这似乎也印证了美国学者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多年前所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心理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

北洋外交属于近代中外关系史领域下一个较短的时段，过去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十多年来，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与日本，都出现许多与本课题相关的北洋外交研究新成果。研究群体逐渐成形，在研究水平、范式及档案资料利用等多项学术要求上，都有所提升。

台湾学者唐启华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是研究北洋外交的最新力作。还有应俊豪的《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1)，探讨公众舆论对北洋外交的影响。总的看，台湾学者对北洋外交的研究，注重档案资料利用，多侧重政府外交层面的研究，以致相应地忽略了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公众舆论的复杂互动关系。日本学者川岛真的《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一书，从国际、国内、中央与地方等多层次，探讨中国外交的近代化。欧美学界与北洋外交相关的研究比较少，值得注意的有Zhang Yongji的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918-1922 (Macmillan, London, 1991)，以及Xu Guoqi的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2005), 皆从中国的国际化角度，探讨北洋外交的新变化。

近年来，大陆学者对北洋外交的研究呈现不同于以往的风貌，学术态度更加严谨。与本课题相关的代表性论著，有王建朗的《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李育民的《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2005) 等。另外金光耀主编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及《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两书汇集了国内外研究北洋外交的新近成果，集中反映了北洋外交研究新的发展趋向，其中一个新趋向就是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运动研究成为北洋外交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有关国民外交运动研究的论著很多，兹不赘述。唯相关专著，颇值一提，如印少云的《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运动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贾中福《中美商人团体与近代国民外交 (1905—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以及周斌的《舆论、运动与外交》(学苑出版社，2010)，等等。仅就上述论著而言，周斌的《舆论、运动与外交》一书，从公众舆论和社会团体所从事的实际活动入手，长时段地考察了1920年代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国民外交运动的概况及其与政府外交的互动关系，提出不少真知灼见，颇具参考价值。

综览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相关北洋外交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日益细腻与多元化，研究对象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外交，非政府外交团体也被纳入研究视野。尽管如此，学术界对北洋政府与国民外交团体、报界、社会精英等在重大外交问题上产生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关于中国如何突破帝国主义外交体系的束缚，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和民众对帝国主义外交的反应，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针对以往北洋外交史研究侧重于政府外交层面，忽略国民外交、公众舆论、社会精英等影响政府外交的非政府因素之情况，本书在关注北洋政府对外交事务的主导地位的同时，还将这一时期兴起的大量国民外交团体、社会精英以及公众舆论对政府外交的影响纳入研究范畴。重点探讨从1914年“一战”爆发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在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瓦解过程中，中国政府和公众在涉外问题上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反应，及其引发的朝野各种政治集团的互动。一言以蔽之，本书将这一时期中国外交与内政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放置在1910年至1920年代前期新旧国际秩序交替的国际格局下，予以系统的考察。并以此为视角，尝试对北洋时期外交与内政的互动提出一个全面的诠释，既注重从“国际秩序变迁”的外部视角考察外交与内政的互动关系，又兼顾从中国内部的视角考察北洋时期的中国对帝国主义外交体系做出何种反应。

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个关键阶段，而且这阶段的中国外交又与全球国际秩序的变革紧密相连。在此阶段，北京政府于1917年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以及1921年华盛顿会议，直接参与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从而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具有显著的“民族危机”特征，外交与内政紧密交错，重大外交事件时常引发大规模的民族抗议运动，而且运动规模不断升级。这一时期，北京政府的“外交危机”都引起朝野各种政治势力的参与，甚至引发政局的动荡。192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与北洋政府时期内政外交的双重危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在此基础上，评判北洋时期的外交危机如何引发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实现朝野各种政治力量的互动，这种“互动”的结果又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冲击了当时的国际旧秩序，又如何为1920年代后期远东国际新秩序的重建打下历史的根基。这些皆是本书重点考察的问题。

具体言之，本书第一章探讨民族主义如何通过民初报界得以广泛的传播，民初北京政府如何利用民族主义为其外交政策服务，以及北京政府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有意识地制定国际宣传政策，借以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第二章，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中国内部各个政治派系对于参战与否的复杂态度，借此探讨中国内部政治派系当面临国家利益与派系利益的冲突时，所面临的矛盾困境及其两难选择。

第三章，探讨五四时期学生界作为一支富有朝气的民族主义新力量在1910年代后期的形成过程，探讨他们的集体身份认同意识、国民身份意识与其政治参与之间的内在关联。五四学生的国民身份意识是促使学生运动政治转向的内在诱因，学生运动的政治激进化超越了北京政府的可控范围。结果，当局者往往无法控制那些具有强烈国民身份意识的学生群体。在五四运动后期，学生界面临国民身份意识与学生身份意识的认同困惑，社会舆论对学生的身份资格也发生各种争论，客观上促使了学生界的思想分化。

第四章，探讨在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 (简称鲁案) 成为一个“悬案”之后，中国朝野各方就是否直接交涉山东问题所产生的不同认识，中国民族精英出于对山东主权的高度关注以及对日本霸权外交 (或称“帝国主义外交”) 的不信任，强烈反对中日交涉。在此背景下，鲁案直接交涉谣传引起了中国民族精英的强烈担忧，并进而形成了一场持久的反对鲁案直接交涉运动。

第五章，探讨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民族运动如何以“国民外交运动”的方式出现，以及这种政治运动的背后所蕴藏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内幕，即北京政府内部府院之争、在野派系的倒阁运动、南北之争以及直系与奉系为角逐中央政权所进行的权斗。这场民族运动有两个政治目标：外争主权，内求统一。在主权问题上，北方主张“修约”，南方主张“废约”，其实修中有废，废中有修，双方的民族主义立场没有本质差异。但在政权问题上，南北两方彼此都想统一对方，而在政治竞争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此时已见端倪。

第六章，讲述华盛顿会议上列强有关“国际共管”中国谣言传到中国以后，对中国社会各界精英造成了一种“亡国阴影”。在这种亡国阴影的笼罩下，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因“倒闭谣言”而发生挤兑风潮。在民族危机意识的催逼下，中国各界民族精英为了防止列强借口中国经济危机而实现国际共管中国，展开了一场有效的“辟谣”行动，以达到拯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目的。

第七章，讲述中国城市资产阶级的民族精英代表余日章与蒋梦麟在民族资本家穆藕初、江苏省教育会、上海总商会以及基督教青年会等团体的支持下，作为“国民外交代表”自行参加华盛顿会议的破天荒之壮举。余日章与蒋梦麟都曾在美国接受过一流的高等教育，他们对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有着更直接、更现实的体验。他们对华盛顿体系的反思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精英阶层对西方国际体系的认知水平。

拙稿是本人十余年来研习北洋外交史、政治史习作，限于水平，文中拙劣之处甚多，敬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