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相似的地理环境、相近的自然人文条件、诸多的同族同教的跨国民族，使得位于亚洲中部的中国新疆与中亚诸国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地理环境上来说，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山、天山以及额尔齐斯河、伊犁河等高山、大河把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两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中亚五个国家中，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个国家接壤，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是近邻。地理上的直接相连，伴着漫长的共同边界，使得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间有着天然的亲近。历史的交流也证实了这一点，西域古道上，来自不同种族、部落、群体的各民族步履艰辛地穿梭于现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的山脉、戈壁和沙漠之中，在著名的古丝绸之路上，留下了他们的脚印，更留下了他们的文明。中国新疆与中亚之间从西汉时就已经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持续了两千多年的联系与沟通，不仅成为中国新疆与中亚诸国间共同的历史记忆，也成为推进今日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间友好往来的历史基础。在历史的积淀中，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之间也形成了一群同源跨界的民族，他们有着相似的宗教信仰、相同的风俗习惯和相通的文化渊源乃至血缘联系。尽管经历了100多年不同文明的洗礼，但语言的相通、宗教的相同、种族的同源、风俗的相似，使得这些同族同教的跨界民族间形成了天然的亲近感，这无形中也拉近了中国新疆与中亚诸国之间的密切联系。

地理上的相邻，历史上的联系，文化习俗上的接近，这些因素是研究中国新疆与中亚诸国关系不容忽视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从现实的层面来说，中国新疆与中亚诸国间的地缘政治联系更是不容忽视。中亚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一度成为当今白热化国际竞争中，美国、俄国、日本等许多国家窥视的能源“新大陆”和角逐的利益焦点。这些国家在中亚的角逐，一方面给中亚诸国带来了左右逢源的外交机遇，另一方面也使得中亚诸国注入了大国间利益争夺的不稳定因素。同时，冷战过后，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中亚地区出现了不断扩大的“三股势力”（即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这给中亚诸国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带来了威胁。与此同时，作为中亚的近邻，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冲击和国际安全、恐怖问题的凸显，中亚地区越来越复杂多变的民族、宗教关系也逐渐开始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一系列由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相结合制造的暴力恐怖事件，给中国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也对地区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更加关注与中东、西亚在宗教上有密切联系的中亚，尤其是其复杂的民族问题及其对中国新疆所造成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对于中亚问题的研究，近几十年来，相关学者已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在前人丰硕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笔者产生了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专业的角度出发，结合地缘政治的相关理论学说对地缘政治环境下中亚民族问题对中国新疆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一次系统性的探讨和分析的兴趣和想法。笔者认为，中亚诸国与中国新疆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为我们正视地缘政治环境视野下中亚复杂的民族问题对中国新疆社会稳定的影响提供了可能性。本书将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角度出发，结合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理论，从理论到实践，从纵向到横向，力图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对我国解决新疆实际问题起到一定的有价值的借鉴作用。但是，任何一项严谨的科学研究都不可能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兴趣所在，更重要的是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在此研究开始之前，有必要对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认真的梳理，并对本书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相关概念进行必要的说明。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

应该说，自中亚五国独立以来，中亚问题便成为一项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并不断升温，一度成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专门研究的重点。各种关于中亚的研究学术论文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发表于各级各类期刊上，而关于中亚问题的研究著作也纷纷问世，并且在北京和新疆等地还建立了专门研究中亚问题的研究机构。伴随中亚地区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以及与中国关系的不断加强，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中亚研究，并一度出现了“当代中亚学”之说。关于中亚的研究涉及了中亚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外交、民族、宗教、文化以及中亚地缘政治和安全等各个领域。但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专业的角度对中亚民族问题的研究相对而言还较少。因而从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角度加强对中亚五国民族问题的研究就成为学术界不可逃避的研究课题之一，并将开启中亚民族问题研究的新方向。

（一）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国内对中亚五国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领域涉及中亚政治、经济、外交、民族、宗教、历史以及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等各个方面。现就国内对中亚问题的研究状况做一综述。

1. 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中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亚历史方面的研究

对中亚的研究最早见于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治来主编的《中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自此中国拉开了对中亚研究的序幕。此后，1986年和1989年王治来先生又先后出版了《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和《中亚近代史》（16～19世纪）（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两部专著进一步介绍中亚的历史。1988年杨建新出版了《西北少数民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其中也涉及中亚方面的历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关于中亚的研究还体现在我国有关学者对国外相关研究的翻译上，但就译著上来看，这一时期的译著主要集中在对中亚历史方面的关注。这些译著主要有：198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征服中亚史》（M. A．捷连季耶夫著）、1984年和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巴托尔德著、罗致平译）和《中亚塔吉克史》（加罗夫著、肖之兴译）两本有关中亚历史方面的译著。

2. 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中亚的研究开始进一步扩大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亚五国的相继独立，我国学术界也掀起了对中亚学研究的热潮，这些研究除了继续关注中亚的历史外，也逐步开始关注五个新生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方面，但这一时期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对新生中亚五国相关知识的介绍。20世纪90年代有关中亚历史方面的研究著作主要有：杨建新、马曼丽主编的《西北少数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1990）、王希隆主编的《中俄关系史略（1917年前）》（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王治来主编的《中亚国际关系史》（湖南出版社，1997）。除此之外，更多的是有关中亚五个新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相关介绍性的著作，其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主要有：王沛主编的《中亚五国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赵常庆主编的《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邢广程主编的《崛起的中亚》（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孟淑贤主编的《中亚各国概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孙壮志主编的《中亚五国的对外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等。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将中亚与中国相联系的著作，主要有：马曼丽主编的《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民族出版社，1995）、《中国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薛君度、邢广程主编的《中国与中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张永庆著的《面向中亚——中国西北地区的向西开放》（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等。

3．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展开对中亚方面多角度、深层次的广泛研究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我国同中亚各国交往和联系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我国学术界也展开了对中亚问题更广泛和更深层次的研究，研究领域从历史到现状，从人口到民族，从宗教到地区安全，从民族宗教冲突到地缘政治研究，这一时期中国中亚问题的研究水平和成果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目前这一研究还在不断地完善和深入。现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关于中亚方面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罗列如下。

（1）关于中亚历史方面的当属马大正、冯锡时主编的《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和丁笃本著的《中亚通史：现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2）关于中亚国家转型的研究有徐亚清的《中亚五国转型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和杨丽、马彩英主编的《转型时期的中亚五国：1990～2001》（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3）关于中亚地缘政治和地区安全的研究有：孙壮志的《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和《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潘志平主编的《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赵常庆主编的《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王桂芳编著的《中亚战略格局与中国安全》（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张新平的《地缘政治视野下的中亚民族关系》（民族出版社，2006）等。

（4）关于中亚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有郝文明主编的《中国周边国家民族状况与政策》（民族出版社，2000）；高永久主编的《西域古代伊斯兰教综论》（民族出版社，2001）；潘志平主编的《中亚民族关系的历史现状与前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和《中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黄心川编著的《当代亚太地区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丁宏的《中亚五国民族文化综论》（民族出版社，2003）；张振国和吴强主编的《中亚伊斯兰教的历史与现状》（民族出版社，2004）；石岚编著的《中亚费尔干纳：伊斯兰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出版社，2008）；张娜编著的《中亚现代民族过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等。

（5）对中亚五国进行综合性介绍的著作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介绍中亚各国概况的相关著作——孙壮志、苏畅、吴宏伟编著的《乌兹别克斯坦》（2004）；赵常庆编著的《哈萨克斯坦》（2004）；刘庚岑、徐晓云编著的《吉尔吉斯斯坦》（2005）；施玉宇编著的《土库曼斯坦》（2005）；刘启芸编著的《塔吉克斯坦》（2006）。此外还有胡振华编著的《中亚五国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等。

（6）对中亚五国政治、文化、人口等进行专门研究的有孟楠编著的《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吴宏伟的《中亚人口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李琪的《中亚维吾尔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潘志平的《中亚政局：走势微妙》（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和《“颜色革命”袭击下的中亚》（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等。

（7）将中亚与中国联系起来的研究有吴福环、郭正礼主编的《中国新疆与中亚问题研究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马曼丽等主编的《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赵常庆等编著的《中亚五国与中国西部大开发》（昆仑出版社，2004）等。

以上罗列的仅限于中国国内出版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著作，还不包括已发表的有关中亚研究的论文和相关资料。相关论文和资料主要刊登在《东欧中亚研究》《东欧中亚市场研究》《当代东欧中亚》《中亚信息》《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当代世界》《国际观察》《欧亚观察》《欧亚社会发展研究》《外国问题研究》《世界民族研究》和《民族研究》等刊物上。但就以上著作而言同样也反映了目前我国关于中亚研究的状况和水平。就目前我国对中亚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于对中亚国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及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研究，但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专业的角度对中亚五国的民族问题进行专门性的研究相对而言并不多，特别是对中亚民族问题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对中亚五国独立之初时民族问题的探讨，且带有一定的重复性，对于中亚民族问题的历史由来和新时期中亚民族问题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也都缺少一定的系统性和逻辑性的总结和分析。

（二）国外研究状况

客观地说，受目前所掌握资料的限制，我们很难对国外研究中亚问题的著作做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概括，所以在此仅就手头能够掌握的资料做一个不够全面的介绍。

目前我国公开出版的国外关于中亚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中亚五国领导人所编著的关于反映中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等方面的相关著作：哈萨克斯坦总统努·纳扎尔巴耶夫的《站在21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时事出版社，1997）；哈萨克斯坦总理托卡耶夫的《哈萨克斯坦：从中亚到世界》（新华出版社，2001）；土库曼斯坦总统萨·阿·尼亚佐夫的《永久中立 世代安宁》（东方出版社，1996）；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的《临近21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安全的威胁、进步的条件和保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等。

此外，还有一些有关介绍中亚问题的外文著作，但都鲜见于部分著作的引文当中，并未见到公开发行本，所以收集起来也有一定难度，在此仅就一些相关著作做一简要介绍。

（1）介绍中亚历史的有：加文汉布里主编，吴玉贵译的《中亚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94）；美国W. M．麦高文著，章巽译的《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2004）；俄国维·维·巴尔托里德和法国伯希和等编著，耿世民译的《中亚简史》（中华书局，2005）。

（2）介绍苏联时期中亚相关概况的有：苏联的伊凡·麦斯特连柯编著的《苏联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人民出版社，1983）。

（3）介绍独立后中亚相关概况的有：〔哈〕努·纳扎尔巴耶夫的《独立五年》（哈萨克斯坦出版社，1996）; 〔乌〕伊·卡里莫夫的《乌兹别克斯坦沿着深化经济改革的道路前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哈〕奥莉加维娃著，韩霞译的《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新华出版社，2002）等。

（4）介绍中亚地缘政治安全的有：〔美〕麦可尔·列金，陈尧光译的《俄国在中亚》（商务印书馆，1965）; C. M．阿基姆别科夫著，杨恕、汪金国译的《阿富汗焦点和中亚安全问题》（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美〕胡曼·佩马尼，王振西译的《虎视中亚》（新华出版社，2002）; 〔塔〕穆扎法尔·A．奥利莫夫，杨恕译的《中亚和南亚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等。

（5）介绍中亚民族宗教的有：〔哈〕贾合甫·米尔扎汗著，纳比坚·穆哈穆德罕、何星亮译的《哈萨克族》（民族出版社，1989）; И．札巴罗夫、Г．德列斯维扬斯卡娅著，高永久、张宏莉译的《中亚宗教概述》（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B. И．布什科夫著，高永久、徐亚清、惠大华译的《中亚塔吉克斯坦的北方居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等。

（6）国内所见到的外文原版文献（主要指的是英文），目前本人所搜集到的有：

a.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after the Soviet Union—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ynamics, edited by Mohiaddin Mesbahi, 1994,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b. Conflict, Cleavage, and Chang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 P. Ferdinand, The New Central Asia and Its Neighbors,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4；

d. Bregel, Yuri, Bibliography of Islamic Central Asia, Bloom-ington（Indiana）,1995, Vol. Ⅰ-Ⅲ；

e. Ahmed Rashi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f. Central Asia and the World-Kazakhstan Uzbekistan Tajikistan Kyrgyzstan and Turkmenistan, edited by Michael Mandelbaum, 1994,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New York；

g. Central Eurasia in Global Politics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edited by Mehdi Parvizi Amineh Henk Houweling, 2004, Brill Leideb Boston；

h. Eastern Europe,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2009, ed. by Dominic Heaney, Europe Publications,2008.

二 研究意义（理论和现实）

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专业的角度出发，结合地缘政治学的相关学术理论，对中亚民族问题对中国新疆社会稳定的影响进行一定的探讨和分析，具有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专业的角度开拓对中亚民族问题的专门研究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民族研究学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在以金炳镐教授为领军者的带领下近些年来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民族理论这一学科以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民族和民族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民族发展、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民族政策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还包括世界各国的民族问题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不仅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和政策，还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和政策；不仅研究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还研究其他国家的民族和民族政策。作为一门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服务的社会科学，我们有必要不断拓宽民族理论的研究领域并不断丰富其研究内容。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专业的角度展开对中亚民族问题的专门研究，对中国周边国家中亚五国民族问题的由来和发展进行系统性的、借鉴性的和批判性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我们新一代民族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中亚作为历史上就形成的多民族聚居区，其复杂的民族构成与中国新疆地区复杂的民族结构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而中亚地区由于历史上就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加之中亚诸国独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新的民族问题使得中亚地区的民族问题尤为复杂和敏感。对于中亚民族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和重点，这些研究散见于部分著作和论文当中：如熊坤新的《21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热点预警性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潘志平主编的《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陈联璧、刘庚岑、吴宏伟合著的《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何希全主编的《周边地区民族宗教问题透析》（时事出版社，2002）；郝文明主编的《中国周边国家民族状况与政策》（民族出版社，2000）；张新平的《地缘政治视野下的中亚民族关系》（民族出版社，2006）等。在这些著作中对中亚的民族问题做出了详细的介绍和论述，但就其研究方向来看，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等学科展开的，而从民族理论专业的角度对中亚民族问题的探讨还比较鲜见；就研究内容而言，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中亚地区民族、宗教文化、同源跨界民族、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对中亚民族问题的由来和发展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大多受各自研究目的的限制，其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且部分研究还具有重复性的特点；而就研究时限来看，对中亚民族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中亚五国独立之初民族问题的表现进行的探讨和分析，对中亚民族问题的历史由来还缺乏本质性的分析，对新时期新阶段中亚地区民族问题的新变化、新动向也缺乏与时俱进的系统性研究。金炳镐教授在其心血之著《民族理论通论》（修订本）中曾指出：“民族问题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因此，要对民族问题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而揭示它产生的根源、发展变化的趋势以及它们的内容、性质，揭示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社会问题的关系，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问题、社会建设问题的关系。”纵观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中亚民族问题的研究，相对而言缺少的就是从民族理论专业的角度出发对中亚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进行系统性的、历史性的分析，而这正是笔者力图完善的一个理论出发点。本书将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为主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其他不同学科、不同流派在中亚民族问题研究上的优秀成果，以他山之石得以攻玉，在理论结构和研究体系上希翼能够在广泛了解吸纳国外的和相邻学科的理论成果上有所创新。

（二）现实意义：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以及战略格局的变化对中国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关系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中亚五国中的哈、吉、塔三国都与中国新疆接壤，边界线长达3000多公里，占据了整个中国陆地边界的1/7。同时，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还存在9个同源跨国民族，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相似的风俗习惯。无论是从地理上的地缘相依性，还是从民族宗教上的关联性来看，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间都有着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共处于欧亚大陆的中国新疆和中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由于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地缘状况的复杂多变，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一直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频繁的战乱加之经常性的迁移使得中亚地区成为地缘政治激流中的一个旋涡。苏联的解体，使得中亚五国成为欧亚大陆上涌现出的新生的地缘政治力量，但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幻，地区形势的动荡不安，加之中亚国家政治体制的落后、经济发展的先天不足、军事能力的匮乏以及自然条件的不佳，使得中亚地区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影响到中亚各国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新疆的稳定和发展也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近些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冲击和国际安全、恐怖问题的凸显，中亚地区越来越复杂多变的民族、宗教关系也逐渐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冷战过后，中亚地区出现的不断扩大的“三股势力”（即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给中国新疆的安全和稳定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一系列由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相结合制造的恐怖事件，让我们不得不更加关注与中东、西亚在宗教上有密切联系的中亚。2001年的“9·11”事件偶然地促使美国完成了对中亚地区的直接进入，美国借打击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反恐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进入了中亚地区，并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建立了军事基地。美国力量的进入，一度使得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意义受到严重冲击，导致俄美在中亚地区的争夺战愈演愈烈。作为紧邻中亚的新疆地区，有可能面临“前拒狼，后进虎”的困局。随着美国驻军中亚，在军事上将与驻西太平洋美军遥相呼应，形成对中国的“东西夹击之势”，这势必对新疆安全局势造成新的潜在威胁。由于历史、文化、民族和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复杂存在，新疆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往往与边界异端国家的局势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已经开始向阿富汗、中亚地区这片遥远疆域转移的事实，我们不能忽视。美军的存在事实上已经对我国西部地区构成了正面的威胁，我们不论其目的到底为何，其一举一动都值得我们细心关注。

“9·11”事件后，由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使得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被大大削弱，它也不再有可能掀起较大的波澜。但随着“基地”组织在阿富汗被摧毁、塔利班政权被打垮，恐怖分子丧失了其训练基地和庇护所，他们开始从其大本营阿富汗“回流”：由于战争的原因，这些恐怖分子逃离阿富汗，回到了他们原来所属的亚洲、欧洲或非洲等地，这些潜在的恐怖分子像肿瘤扩散一样分散到了世界各地，使反恐战争越发复杂。当这些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回到中亚后与当地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组成联盟，将极端主义思想和恐怖主义活动的理念与伊斯兰教教法混为一体，传授并影响到了当地的群众。这些恐怖分子假借“宗教”“民族”外衣，在美国反恐中推行双重标准的纵容下，躲到中亚地区继续进行着恐怖活动，使得中国新疆受到了来自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的直接威胁。同时，美国在对伊拉克战争中启用的针对伊斯兰国家的民主“改造”战略，也极大地刺激了伊斯兰世界的敏感神经，引起伊斯兰国家的反美情绪和原教旨主义的膨胀。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等中亚周边的伊斯兰势力也乘机加紧扩大对中亚穆斯林的渗透和影响，从而引发了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强烈对撞，这无形中扩大了恐怖分子的政治、社会、文化基础，导致恐怖主义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出现合流。作为近年中亚伊斯兰复兴运动与极端势力活动猖獗的中心——费尔干纳谷地与新疆只有一山之隔。从曾经多次袭扰中亚的IMU，到至今令中亚国家政府头疼的伊扎布特，甚至于所谓的瓦哈比组织，事实是要么在这些组织内部发现了新疆“东突”分子的身影，要么这些组织直接渗透到新疆地区，从事各种极端暴力恐怖活动。显然，中亚的伊斯兰运动的当代发展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新疆的安全与稳定。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以及战略格局的变化已经对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以及能源的稳定保障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这值得我们警惕。所以说从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的角度来说，加强对中亚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中亚民族问题对中国新疆的影响的研究也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三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本书试从中亚与中国新疆地缘政治的环境出发，展开对中亚地区民族问题对中国新疆地区稳定的影响，一方面开拓对中亚地区由来已久的民族问题的系统性的理论框架的建构，分析整理出中亚民族问题的由来、发展和表现形式等，通过这一研究探求出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在民族问题上所具有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并从分析中亚民族问题的过程中汲取相应的经验教训，为我国实际解决新疆民族问题提供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和建议。另一方面，笔者在写作过程中结合地缘政治环境下中亚与中国新疆之间的联系，从历史的纵向联系和横向比较中，在纵横交错的研究中系统分析出沙俄时期、苏联时期、中亚五国独立初期和新世纪新时期，中亚民族问题的不同表现及变化对中国新疆社会稳定造成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及主要表现，基于这一研究整理，归纳出新疆在中国的战略地位及国家为应对这些影响、维护新疆稳定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和工作。

基于以上思考，本书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地缘政治环境的角度分析中亚五国和中国新疆之间的关系，以确定研究的逻辑起点。分析了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之间的地理联系、历史渊源和同源跨国民族，以阐明中亚五国与中国新疆基于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部分界定对中亚民族问题研究的起始时间为沙俄时期，探讨沙俄时期中亚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及其对中国新疆早期社会的影响；第三部分阐述苏联时期被纳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的中亚，其民族问题的表现以及对同一历史时期民国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疆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第四部分分析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以及同一时期中亚复杂的民族问题对中国新疆造成的重要影响；第五部分探讨“9·11”事件后，新世纪新阶段中亚地区地缘战略地位的新变化和民族问题的新动向，以及这一时期中亚民族问题新动向和新变化对中国新疆社会稳定的重要影响；第六部分为总结及思考。

在研究方法上确立科学的、有效的原则对于一个课题的展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本书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学科角度展开对中亚民族问题的研究，并进一步阐述中亚民族问题对中国新疆社会稳定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也坚持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方法。民族理论学科本身就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学科，所以在本书的理论研究上首先要坚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这不仅仅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创新与发展中必须坚持的方法论原则，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带有普适性的指导性原则。此外，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还将综合使用以下研究方法。

1．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

就民族理论学科本身而言，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性的年轻学科，在进行民族理论的研究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将利用多学科的理论原理、研究成果和资料，多角度地进行分析和研究。中亚民族问题本身就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因此本书在进行中亚民族问题的系统研究以及分析中亚民族问题对新疆社会稳定的影响的过程中，将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出发，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并辅以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性的理论研究。

2．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理论研究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在于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也一直强调“既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又要重视应用理论的研究，并且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更多地研究现实问题”，并将此作为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方针。本书在对中亚民族问题的研究过程必然会联系国际政治大环境下中亚民族问题的新变化，分析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新疆民族关系面临的诸多问题与中亚地缘政治环境变迁的联系。而从本书的研究目的来说，也最终希望能够通过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提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和结论，以解决中亚和新疆之间存在的部分民族实际问题。

3．系统综合分析法

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联的庞大的社会体系。民族问题更是如此，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无论是从内涵还是外延上来看，不仅涉及民族自身的发展，还涉及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等诸多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对中亚民族问题的研究，只有通过对其进行整体性、结构性的分析，才能对其发展和演变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和把握。而这一切离开系统性的综合分析，是很难办到的。所以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采用这一分析方法。

4．历史分析法

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历史分析法“主要是通过对国际关系历史事件的回顾，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以历史的经验解释现实的国际关系”。而本书的写作，正是基于对大量历史事件的文献分析，才总结出不同历史时期中亚民族问题对中国新疆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影响。此外，“以史为鉴”，通过历史分析总结出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在民族问题上所具有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并从分析中亚民族问题的过程中汲取相应的经验教训，为我国实际解决新疆民族问题提供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和建议。此外，本书还将运用到文献解读和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

四 对几个相关概念和问题的界定

（一）对“中亚”概念的界定

关于中亚的概念，在学术界一直以来都存在较大的争议。从地理范围而言，中亚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中亚或者说是“大中亚”包括蒙古高原、河西走廊、青海、新疆、哈萨克草原、伊朗东北部、阿富汗北部以及巴基斯坦西北部在内的地区；狭义的中亚或者说是“小中亚”指的是以阿姆河（奥克苏斯河）和锡尔河（亚克萨尔特河）两河流域为中心，主要为当代的中亚四个半共和国（不包括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但为了论述方便，一般都概括为“中亚五国”。从其内涵而言，关于中亚的概念，中外学者并未达成统一的共识，但中国学者基本上认为：“中亚是历史上形成的综合概念，它并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亚洲中部民族政权的历史、类同文化的地域和民族渊源关系发展而形成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区域。”从地缘政治的概念而言，在现代国际政治中，中亚既不是以历史文化上的共同性来确定，也不纯粹是以地理的界限来划分，而是以特定的民族国家来代表，即从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五个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亚五国的历史是一个地区的历史，而不是五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历史，直到沙俄吞并中亚将其纳入沙俄帝国的版图之后，中亚各民族才被赋予现代民族的含义，但又被长期淹没在俄国（沙俄和苏联）统治的历史当中，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亚神秘的面纱才被揭开，五个以主体民族命名的独立国家才以新的面目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因此，本书在对中亚民族问题进行历史分析的过程中，对中亚概念的界定，在沙俄和苏联时期更多是指一个具有整体意义上的“中亚地区”，而到苏联解体后则主要指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二）对“民族问题”概念的解读

民族的存在决定了民族问题的存在。所谓民族问题，就是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从产生、发展到消亡的历史过程中，基于民族差别而产生的一切问题和关系的总和。民族问题也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狭义的民族问题指的是在民族相互间的活动、交往联系中发生的，表现在民族诸特征及其具体形式上的民族间复杂的社会矛盾问题。民族问题的产生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自然的因素，即民族的特征、特点的因素，这是民族问题产生的前提和条件；二是社会的因素，即由民族的性质引起的社会问题，也就是人为地违背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导致的问题。这里包括剥削阶级对民族的错误看法、错误政策所引起的问题，也包括革命阶级对民族及与此相关问题的认识不足和处理不当所引起的问题。而民族问题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普遍存在于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民族国家的内部和国家与国家之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的方方面面。本书涉及的中亚五国，都是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在相互的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而当这些矛盾再通过国家主体的身份映射出来后，必将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中亚五国作为多民族国家，除了内部不同民族间存在差异，外部还受到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在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跨界民族的文化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中亚的民族问题变得越发复杂，其影响力也越发深远。所以本书在对中亚民族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有必要通过历史的纵向研究和横向的比较研究，分析总结出中亚民族问题中具有规律性的一些东西，以此为鉴，为我国解决实际民族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资料。

（三）对“地缘政治”理论的运用

现代意义的地缘政治思想形成于19～20世纪之交，这一理论思想的出现，“既与世界全球眼光审视地缘特点有关，也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领土扩张和意识形态斗争及美苏冷战密切相关”。地缘政治学说在经历了产生、发展、曲折和演变等阶段后，逐渐为世人所接受，“地缘”“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等词汇越来越为人们所常用，并成为许多国家观察世界和制定外交安全政策的主要理论框架。但针对学术界诸多的“定义”，我们很难真正把握其确切的含义。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是“关于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相互关系如何影响的分析研究”；《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地缘政治学这样定义：“地缘政治学是为认识国家力量的地理基础而将国家当作三维空间现象所进行的研究。它在考察国家行为时以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资料：如疆域、气候、有机和无机资源、地理位置以及人文特性，如人口分布、文化属性、经济生活和政治结构等。每个国家都被看作为整个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而产生的国际关系模式构成了此项研究的一个关键成分。地缘政治学采用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其目的是把不同种属的现象综合起来，并将它们当作一个整体而加以描述和阐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认为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的一种理论，指出“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它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这种观点为国际关系理论所吸收，对国家的政治决策有相当的影响”。

但就地缘政治学的目的而言，其重要任务就是研究世界或区域范围内的地缘政治关系。国家安全地理学科创始人陆俊元认为，地缘政治学“除了通过对某个或某些地缘因子进行专项研究外，往往需要对特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地缘政治关系进行综合性的整体考察，现有的地缘政治学相关概念不支持这种整体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地缘政治形态”这一新的概念用以整体考察地缘政治关系，在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理论的基础上，他将“地缘政治形态”界定为“在特定时代所致的生产力条件和空间条件下，由政治行为体通过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各种地缘政治关系有机组合而形成的综合体，所展现出的空间样式。它是一个有机体，具有骨架、轮廓、外形和面貌等相对稳定的构件，同时具有产生、发展、演变、消亡的动态过程。它既是地缘政治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又是地缘政治关系内在逻辑的反映，是外形和内在结构的统一”。在这一概念中包含了时间、空间、生产力、主体、生命等五个要素，也体现出了地缘政治形态这一概念的综合性、逻辑性和运动性特征。地缘政治形态将各种地缘政治关系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无论是从内部分析结构，还是从外部把握特征，都很好地把握住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脉，将生产力背景、统治者的思想观念等因素一并加以考虑。这与我们所熟识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研究途径基本吻合，运用这一理论可以让我们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认清各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从根本上把握地缘政治全局。也正是基于对“地缘政治形态”这一概念的认可，本书在阐述中亚民族问题对中国新疆社会稳定所产生的影响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地缘政治形态”这一概念，以此为研究工具从整体上以动态的眼光考察中亚与中国新疆的地缘政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