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以1932年浚县辛村卫国墓地的发掘为开端，西周考古已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迄今所积累的田野考古资料已不可谓不丰富，然在张礼艳本书的部分研究成果于《考古学报》2012年第1期正式刊布之前，西周陶器的编年研究却始终未能尽如人意，即使是在诸多方面取得重要收获的丰镐地区考古中亦是如此。举例说，大约在10年前，当我参观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周原工作站和泾渭整理基地时，看到不少尚未正式整理出版的西周墓葬材料。在随葬品中，圆肩罐和折肩罐是数量相当庞大的两类陶器，但就其演变规律询诸同行专家和整理人员，均未有令人一致认可的意见。当时的初步印象是，与二里头文化、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分期研究的细致和系统程度相比，西周文化陶器编年的研究是亟待加强的。加之自己的主要兴趣是在中原夏商考古及北方边疆地区的先秦考古领域，对西周考古虽因教学需要并不陌生，却也谈不上熟悉，于是便与张礼艳商议，以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作为她的博士论文题目，也算是借此机会和她一起研习西周考古吧。
张礼艳自本科到博士阶段都是在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学习的。我对其本科阶段的印象不够深，只知道她是班上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之一。在其读研期间，通过更多的接触了解到，她是一位聪颖好学、勤奋刻苦，且做事极其细致认真的一位难得的人才。所以，将包含巨量材料的这一题目交给她，由她来条分缕析、细察详辨，我是有较大的信心的。尤其是当她博士二年级时，获得了赴美交流一年的学习机会，我便邀请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林嘉琳（Katheryn Linduff）教授做她论文的合作指导老师。在林嘉琳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她在性别考古、墓葬分析等方面受到了较为系统的训练，且极大地开拓了学术视野。相信那一年的交流学习，不只是对她博士论文的写作有很大帮助，也许对她一生的学术追求和努力方向都会有很大影响。所以，在此我也要向林嘉琳教授表达我的感激和敬意。
张礼艳的论文在评审和答辩中，先后得到林沄、王巍、滕铭予、魏坚、水涛、徐良高等先生的点评，其中既有针对其成绩的充分肯定，也有对其不足之处的热情指点。相信这些宝贵的意见对于其论文的修改乃至其学术成长都会有积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能使其终身受益。综合大家的意见，可以将张礼艳著作的主要收获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
1.该书以类型学和层位学相结合的方法将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划分为六期，构建了迄今为止有关丰镐地区西周遗存的最为全面、系统的分期编年体系，是对丰镐西周遗存分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可能会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其他地区西周考古遗存分期断代研究的一个可资参照的标尺。尤其是其细致的类型学研究，不仅将以往习见的陶鬲作了系统的类型划分和式别排比，而且对圆肩罐、折肩罐、簋、豆、盂、瓿等器类的主要型别也都归纳出了清晰的演变脉络。可以说对西周陶器的类型学研究是有重要贡献的。
2.以墓葬的文化因素分析入手，提出丰镐地区的西周文化的主体文化成分包含先周文化因素、商系统文化因素和周人创新因素这三类，因此可以说，典型的西周文化实际上是脱胎于先周文化和商文化的相互融合。而以乳状大袋足鬲为代表的姜戎文化成分，至少在丰镐这一周人统治中心区的文化熔铸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对整个西周时期周文化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研究，无疑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3.作者以分期研究为基础，对陶器以外的诸多墓葬特征作了历时性的考察，由此看到了商文化葬俗不断弱化，而周文化葬俗逐渐形成自身特点的一个发展过程。不仅如此，还创新性地提出丰镐地区西周文化存在两大变革期的意见，这与以往铜器研究中有学者所注意到的穆王前后及厉王前后是铜器风格发生明显变化的认识形成相互佐证。
4.从《诗经》等文献记载可知，周人至少从太王时期就是与姜姓部族共同居住于岐山之下的。而西周时代的社会结构势必更为复杂。朱凤瀚先生曾说：“以姬姓族为核心所建立起来的西周王朝统治下的社会，更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共处的社会，作为征服者的周民族以极大的魄力，在较短时期内控制了远远超过商王国势力范围的广袤土地，并兼蓄并吞了俯首称臣的其他诸民族，造成了一个地域更广泛、文化更丰富的新的文化共同体。”（《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这一论断从西周时代总体的社会结构来说，具有毫无疑问的合理性。然而，西周王朝的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究竟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显然应当从逐渐积累丰富的基本聚落材料里去系统总结。张礼艳此书从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的空间分布、各墓地的形成过程、各类葬俗特征在空间上的区组分异的分析入手，结合与周边地区相关资料的比对研究，首次在丰镐地区明确区分出周族墓区、商遗民墓区和姜戎族墓区，使人们清晰地了解到，即使是在人群高度复杂化的都邑地区，各族群的血缘社会组织结构仍未遭到大的破坏，仍然是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这一发现，对西周史的研究，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5.此书从墓葬葬俗的分析入手，不仅揭示了丰镐地区西周时期的人群构成情况，而且进一步考察了社会的等级结构，以及不同族群的社会地位及其变迁。指出在丰镐这一西周都邑之内，虽然殷遗民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其中贵族的身份和地位，是能够得到周人的尊重的。但是在西周一代，周人集团的总体社会地位要高于殷遗民，而且殷遗民的社会地位还存在逐渐下降的一个过程。这无疑是又一个富有新意的认识。
6.作者依据墓葬空间分布状况的分析，发现沣西郿坞岭一带的墓葬不仅分布非常集中，而且存在分族而葬的特点，这两点恰与《周礼》记载的“邦墓”的特点是基本吻合的。至少这一墓葬区已是超越了血缘纽带的地缘性墓地。这种墓地的存在，反映出当时丰镐这一都邑内似乎也存在与之相应的地缘性社会组织——里。
7.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经常提到“葊京”，据考证其地应距镐京不远，且很可能与丰京处于同一区域范围内。作者通过丰镐地区遗迹空间分布的分析，发现沣西除了张家坡、客省庄一带是遗存密集区之外，还存在着另一处遗存密集区，即位置偏南的新旺村、冯村一带，那里曾发现过几个重要的青铜器窖藏，附近还勘探出大型的水池，与金文所记“
京”存在辟雍的情形相符，很可能就是“
京”所在，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推测。
除以上有新意的收获或看法之外，此书还有两方面特点值得肯定。一方面，在研究中对待以往的研究贡献与不足之处均持十分客观的态度，不回避不足，更不掠他人之美。例如在墓葬的文化因素分析一节，对以往滕铭予、李茜等诸位先生曾经提出过的合理认识，一一列出予以肯定，然后再说自己在哪些方面又有新的认识或补充，而绝不同于相当一部分学者上来就说自己将某一遗存分作几群、每群的来源是什么的做法，对以往其他人曾经说过的话视而不见。这本来是每一位做学问的人都应当坚持的治学原则，但毋庸讳言的是，在我们这个学术有些浮躁的时代，却变成了少数人才有的优点。另一方面，张礼艳以女性学人特有的细腻，对诸多墓葬特征，如陶器、青铜武器与工具的种类、组合，以及墓葬形制结构、墓向、葬式、殉祭现象等，进行了时间上的历时性变化和空间上的区组差异的细致统计，拿统计数据来说话，从而增强了材料的说服力。
当然，张礼艳2009年6月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答辩委员们提出之后，她在最近几年间已陆续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但仍然不是毫无瑕疵可言。比如，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尤其是出青铜器的墓葬多有盗扰，所以在对出土青铜容器、武器、工具与釉陶、硬陶的墓葬，以及出土车马器或车马部件的墓葬进行统计时，很少量的墓例未必就能真实地反映出这些特征的变化规律。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论述就应更为审慎，留出更大余地。还有，书中对墓组的划分标准掌握不够一致，有时仅强调墓葬的空间集结，有时则又考虑墓地的形成过程和墓葬特征在空间上的差异，导致最终所区分出的墓组规模相差悬殊。尤其是对沣西A区1983～1986年发掘的北区墓葬的分组不甚合理。若按墓葬的空间集聚情形判断，这里至少存在十余个墓组，而不是现在所区分出的四个墓组。然而瑕不掩瑜，张礼艳此书的出版，相信会凭借其学术质量为她自己的努力做出证明，相信她会在西周考古，尤其是西周历史与考古的整合研究方面继续取得新的成绩。
王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