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宋初韵书更迭频繁的原因再证

宋初韵书更迭相当频繁，长期以来，音韵学史论著对其原因从未道及。近年平田昌司先生《广韵与集韵》、鲁国尧先生《从宋代学术史考察〈广韵〉〈集韵〉时距之近的问题》、宁忌浮先生《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分别从科举与汉语史、宋代文化史、宋代党争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了高水平的分析。本节将在三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以宋代科举与韵书编纂的关系、宋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为主要切入点，对这一问题再做探讨，并提供一些补证性的材料。

科举制度滥觞于隋，发展于唐，完善于宋，各种规章制度逐步健全，科举取士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唐代的科举多被门阀贵族操纵，寒门士子步入仕途者甚少。为更多更好地选拔合格人才，使“重文抑武”的国策能够顺利贯彻执行，宋初诸帝非常关注科举制度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完善科举制度的措施，正如美国汉学家贾志扬指出的那样：“在悠久的科举史上，使宋朝与其他各朝有最大区别的是它的特别喜爱改革。科举制度在任何其他时代都没有像在北宋那样从根本上受到挑战或进行过如此果断的尝试。”首先，扩大应试对象的范围，科举广泛向士人开放，只要成绩合格，不论门第高低，出身贵贱，均可录取，并量材推官，甚至以前一直被排斥在仕途之外的“工商、杂类”出身的读书人，也允许应举。有学者认为：“科举之制，始于隋唐，行于五代，而盛于有宋……贵德行而贱浮薄，重寒畯而抑世家，乃宋世科举取士之二大精神也。”太宗淳化三年（992）三月二十一日，朝廷明确规定：

 

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或举人内有乡里是声教未通之地，许于开封府、河南府寄应。

 

南宋陈傅良曾说：

 

国初以行举诱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是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以此得人。

 

苏辙也说：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真宗朝之前，最高统治者始终把防止大官僚垄断取士权，严禁徇私舞弊为科举改革的重点，太祖开宝六年（973）因知贡举李昉徇情录取“材质最陋，应对失次”的同乡武济川，以徐士廉为首的下第举子伏阙论诉，太祖于是在讲武殿出题重试，从此，殿试成为“常式”。太祖殿试的目的，正是为了革除“科名多为势家所取”的弊病。他曾对群臣说：

 

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

 

为限制权豪势要扩展势力，同时也为保证科场公平竞争，朝廷严格规定，普通举人可以投牒自进，官人子弟必须“所属先以名闻，得旨而后解”。开宝元年（968）三月，太祖降诏：“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中书覆试。”雍熙二年（985）三月，太宗在崇政殿御试进士，时“宰相李昉之子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之从弟蒙亨、盐铁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许仲宣之子待问举进士试皆入等，上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皆罢之。”真宗咸平三年（1000）命“礼部所试合格举人有权要亲族者，具名以闻”。所以叶梦得说：“旧制，执政子弟多以嫌不敢举进士，有过省而不敢就殿试者。”后来该限制虽逐渐放宽，但仍要严令其参加“别头试”。

其次，扩增录取名额。宋太祖初年，读书人还不热衷于出仕做官，朝廷取士名额也很少，后来，因州县缺官，开始大规模录用士人。太宗朝（977）第一次省试，人数达五千三百人，真宗朝（998）则增至近二万人，到英宗治平元年（1064），据欧阳修称：东南州军取解比例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是“十人取一人”。“如果当时参加省试的举人有七千人，那么，全国参加发解试的士人可达四十二万人以上。”对文化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采取照顾政策，不仅放宽解额，降低恩科条件，还给予经济上的种种优待。王称《东都事略》卷二载，开宝二年（969）太祖下诏：

 

国家岁开贡部，敷求俊乂，四方之士，无远弗届，而径险遐阻，资用或缺，朕甚愍焉。自今四川、山南、荆湖等举人，往来给券。

 

为鼓励读书人参加科考，对久试不第者实行“特奏名”法，开宝二年（969）三月规定，凡举人参加十五次以上考试终场者，特赐本科出身。真宗景德二年（1005）三月，又赐五次以上，且年老者授将作监主簿。由于“特奏名”的数量日益增多，“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所以“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据何忠礼先生统计，太祖至徽宗八朝，共开科六十九次，取进士、诸科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三人，两科合计每年平均取士二百零五人，取士最多的是仁宗朝，四十一年间，取进士、诸科合计近万人。又据张希清先生对两宋科举的考察结果，北宋贡举（包括徽宗朝上舍贡士）共开科考试81榜，其所取士，有具体数字记载者为：正奏名进士19595人，诸科16366人，合计35961人；特奏名进士、诸科合计16035人；正、特奏名总计51996人。南宋贡举开科取士共49榜，其登科人数，有具体数字记载者为：正奏名进士23198人（含新科明法2人）；特奏名进士19087人，共计42285人。其他如童子举、武举、制举等贡举之外的取士，据不完全统计，也有几千人之多。总计起来，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取士361人，年均数是唐代的5倍，约为元代的30倍，约为明代的4倍，约为清代的34倍。张先生认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是空前绝后的”。现据相关史料的记载，将北宋科举省试解额的大致变动情况列成表1-1。

宋代科举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考试规则，如严禁公荐、锁院、弥封、誊录等。总之，北宋最高统治者自开国之初到真宗年间，花费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对科举制度做出一系列的精心调整和改革，最终形成了一套比较严格的科举条制，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读书的目的是入仕，而科举则是读书和做官之间的中介，马永卿言：

 

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无如进士。盖有一榜有宰相数人者，古无有也。

 

科举制度的发展，大大刺激、调动了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的读书热情和应考勇气，使他们竞相投身于举业，虽老死场屋而不休，烘起了整个社会倾心学术、精心诗赋文章、崇尚文化的浓重习文之风。到北宋中期，无论是京畿州县，还是闽粤僻远之地，到处是读书应举之人，“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值所谓：“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晁冲之诗云：“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到南宋时期连理学大师朱熹都无可奈何地感慨到：“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这些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关于韵书的功用，清代刘传莹《音韵学稽古录》说：“韵书之作，所以辨声音，不专为诗而设。”黄侃先生则认为：

 

韵书之作本不施于文学，自《礼部韵略》以下属于文学类书，《集韵》以上属小学类，盖用韵本属文学范围，韵书则以辨音，不为临文用韵而设。

 

其实，韵书的编制是具有审音、作文双重作用的，黄侃先生过分强调韵书审音的功能，而忽略了其在文学上的应用。编制韵书并非单为审音而设，也兼有为时人撰作诗赋之用，这一点从陆法言《切韵·序》中就看得很清楚，《序》云：“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又云：“凡有文藻，即须明声韵。”孙愐《唐韵·部叙》亦云：“切韵者，本乎四声，纽以双声、叠韵，欲使文章丽则，韵调精明于古人耳。”可见，陆、孙诸书编纂的目的确实兼有指导诗赋用韵的功能。文学创作与欣赏的要求，对韵书的产生曾经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封氏闻见记》云：

 

周颙好为体文，因此切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词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文章八病，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以为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皆称才子，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

 

《梁书·王筠传》亦载：

 

（沈）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乃要筠，示其草。筠读至“雌霓五激反连蜷”，约抚掌欣抃曰：“仆尝恐人呼为霓五鸡反。”次至“坠石堆星”及“冰悬坎而带坻”，筠皆击节称赞。约曰：“知音者希，真赏殆绝，所以相要，正在此数句耳。”

 

沈约作赋，邀王筠诵读，就是因为王筠“知音”，能够读准沈约在赋中所用的字的读音。唐代韵书的繁盛，原因即在自高宗朝始，历盛、中唐科举考试诗赋之风渐炽，李调元《赋话》卷一云：

 

不试诗赋之时，专攻律赋者尚少。大历、贞元之际，风气渐开。至大和八年，杂文专用诗赋，而专门名家之学樊然竞出矣。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亦云：

 

唐试士初重策，兼重经，后乃觭重诗赋。中叶后……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

 

《切韵》在唐代的一系列增补本正是因为这一实际的效用，才在当时风行天下。所以王国维先生才断言：“唐人盛为诗赋，韵书当家置一部，故陆、孙二韵，当时写本当以万计。”

宋初三朝，主要以诗赋取士，所以朝廷在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改革的同时，也一定不会忽视对诗赋用韵标准的规范。宋初科举的发展，应试人数不断增加，因举子们音韵修养的水平不同，对读书正音理解的程度各异，应试用韵多有舛误，尤其是由唐及宋实际语音的发展，引起了读书音的相应变化，唐时功令已不适合宋代官韵的要求，所以朝廷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编纂符合宋代正音观念的韵书，用以规范诗赋用韵的标准。撰修《广韵》的目的，宋真宗讲得很清楚：

 

朕聿遵先志，导扬素风，设教崇文，悬科取士，考核程准，兹实用焉。而旧本既讹，学者多误，必豕鱼之尽革，乃朱紫以洞分。爰择儒臣，叶宣精力，校雠增损，质正刊修，综其纲条，灼然叙列，俾之摹刻，垂于将来。

 

宋初官修图书，一向以卷帙浩繁、编纂时间长著称，仅以“宋初四大类书”为例，《太平御览》1000卷，历时八年完成，是一部包罗群书、指掌千古，保存五代以前文献最多的类书，征引典籍2579种；《文苑英华》1000卷，历时五年完成，收集上起六朝，下至晚唐五代，分诗、赋、歌行、杂文、诏诰等38类，共选录2200多位作家的2万余篇作品；《册府元龟》1000卷，分为31部，1127门，以史为主，兼收经、子，历时八年。只有《太平广记》500卷，全书将先秦两汉到宋初的小说、笔记、野史照原文节选编入，共引书475种，约7000则，历时两年。

《广韵》的成书经过较“四大类书”更为曲折，先“经过长时间的醖酿、准备、试验，以前此的《切韵》某本作为蓝本，修订而成《校正切韵》”，大中祥符元年（1008）又对《校正切韵》重加刊修而成《大宋重修广韵》。《集韵》自景祐元年（1034）宋祁等建言修定到宝元二年（1039）九月书成，历时达五个年头，庆历三年（1043）八月十七日才雕印完毕。

宋代贡举时间在英宗治平三年（1066）以前原无定制，宋初承唐五代旧制，仍逐年贡举。太祖朝只有开宝七年（974）、九年（976）未开科场，太宗朝则每隔一两年一试，真宗、仁宗朝往往每三年才一开科场，至嘉祐二年（1057）十二月五日才下诏：“自今间岁一开科场，天下进士、诸科并解旧额之半。”但从开宝六年（973）太祖创立殿试制度之后，宋代科举一直实行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一般是八月取解，来年正月上旬省试，三月殿试，各级考试诗赋用韵的标准都是朝廷颁布的“官韵”。《集韵》从景祐元年三月开始编纂到雕刻颁行用了近十年时间，所以为应科考急需，以敷时用，景祐四年（1037）在已经成型的《集韵》未定稿的基础上，提取举子诗赋中常用字，简缩成略本韵书，作为考官、士子共同遵守的审音定韵标准，因为此书由礼部审定颁行，故名《礼部韵略》。

前文已揭，律赋在宋代进士科考试中占重要地位，北宋初年，太祖、太宗二朝尚处于王朝的草创期，律赋这一文学式样还未有充分自觉的文学风格。陈师道云：

 

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尔。杨文公（亿）刀笔豪赡，体亦多变，而不脱唐末与五代之气，又喜用古语，以切对为工，乃进士赋体尔。

 

但杨亿虽将赋体散文化的倾向树立起来，但依然不能摆脱晚唐五代的靡弱风习。进入真宗朝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出现了流行于科场中的真宗朝的代表文学——西昆体，它对众多参加科举的士子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但从仁宗朝开始，西昆派迅速失势。天圣三年（1027）四月二十日范仲淹针对当时文风比作南朝予以批判：

 

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伏望圣慈，与大臣议文章之道，师虞夏之风。况我圣朝，千载而会，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然文章之列，何代无人？盖时之所尚，何能独变？大君有命，孰不风从？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

 

欧阳修亦有《与乐秀才第一书》《与荆南乐秀才书》两信，谈自己年轻时为求科名，违背意愿学作“时文”（即西昆体），劝乐秀才应该学作现在流行的新文体。仁宗于天圣五年（1029）正月颁下诏书：

 

诏礼部贡院，比进士以诗赋定去留，学者或病声律，而不得骋其力，其以策论兼考之。

 

可以说自大中祥符元年（1008）至天圣五年二十多年间，西昆派美学贯穿于诗、赋、文等科举考试科目之中。随着“西昆体”的失势，一种新的文体——“太学体”在仁宗朝逐渐形成了。“从西昆派的骈体转向太学体的散体，然后再转向欧阳修主张的平明达意的散体文学。北宋文学史常常是围绕科场文学的流行而展开。科场文学的流行虽只能反映出文学之中的某一部分倾向，但北宋文学的流行自身，一方面与科举制度有极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又在变化之中，却合乎事实。科举考试制度所产生出来的官僚群，以他们为基础的北宋文学也仍然流行于科场中，这是不能熟视无睹的。”北宋科场文风的嬗变，对诗赋格式、格律、用韵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大中祥符元年的《广韵》到景祐元年始编《集韵》，从景德四年的《景德韵略》到景祐四年的《礼部韵略》，韵书的兴废更迭，恰恰与北宋科场文风的嬗变同步，这一现象恐绝非历史的机缘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