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库尔德学的发展进程

“库尔德学”是一项跨学科研究，囊括了库尔德人的历史、语言、社会、经济结构和民族运动等诸多方面。库尔德学可追溯到18世纪，其产生以被称为“库尔德学”之父的俄国学者毛里西奥·加尔佐尼于1787年出版《库尔德语法和词汇》一书为标志。而库尔德学的真正兴盛却是在20世纪，法国学者哈米德·博扎什兰将库尔德学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库尔德研究的奠基期（20世纪前30年），衰落期（20世纪40～60年代），库尔德研究复兴期（20世纪70～90年代）。克莱芒丝·斯卡贝尔-于杰尔和玛丽·勒雷主要依据法国的研究状况，将库尔德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东方学传统（20世纪前30年），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左翼学者（20世纪60～70年代），更具比较视野和理论色彩的学者（20世纪80～90年代），更精细地讨论特定国家的库尔德人和库尔德问题（21世纪）。两种分类都将20世纪前30年及东方学的传统界定为库尔德学的第一阶段，不同之处在于，后一分类更注重库尔德研究的范式变化，因而将主要从民族问题出发的左翼研究与比较和理论色彩浓厚的80～90年代学者区分开来。步入21世纪后，米歇尔·冈特2011年指出，库尔德研究趋于精细化，库尔德学步入成熟期。

库尔德学的发展与国际政治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国际政治的变迁影响了库尔德学的兴盛和衰落，以及库尔德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因而有必要在国际政治发展的视野下探讨库尔德学的演进历程及其主要特点和趋势。结合上述库尔德学家关于库尔德学发展历程的划分，本章将20世纪30年代之前划为库尔德学研究的第一阶段，并一直向前追溯到18世纪，将20世纪70～90年代划为第二阶段，21世纪以来划为第三阶段，将20世纪40～60年代划定为第一、第二阶段的间歇期。库尔德学是一门变动中的学问，现实政治一方面会影响其学术研究的中立性，另一方面又直接导致该学科研究的议题、研究的范式不断更新和研究队伍的壮大，最终将库尔德学推向中东研究的主流阵地。从这个意义上讲，库尔德学是一门鲜活的学问。

第一节 第一代库尔德学

西方大国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瓜分殖民地的高潮是18、19世纪最主要的时代特征，这一大的时代背景在中近东的体现就是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列强围绕“东方问题”的争执，库尔德学正是在此背景下由西方开启。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欧洲列强在中近东地区的殖民争霸、中近东民族的觉醒，构成了库尔德学的时代背景。以1798年拿破仑攻占埃及为起点，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美国从18世纪以来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库尔德问题。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798年在巴格达设立了常驻办事处，俄国在1877～1888年俄土战争后深入小亚细亚半岛，占领了大片库尔德斯坦地区。大量的西方人来到库尔德斯坦，承担了建立领事馆、经济殖民、旅行和探险，甚至充当间谍的任务，他们中的多数有着军方背景。前后脚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的俄国、英国、法国以及美国的探险家、传教士、人类学家和殖民官员，以西方的视角记录和叙述了库尔德人的体貌、性格、风俗习惯、历史及其社会组织形式，从而开启了库尔德研究的一段高潮。

这一波库尔德研究的热情从19世纪一直持续至20世纪30～40年代，西方人以殖民和管理者的姿态和目的来研究库尔德人及库尔德斯坦是这一时期库尔德学的主要特征。西方库尔德问题专家共同的学术背景是东方学传统，他们的著作是欧洲试图统治遥远地区人民所普遍采取的措施的一部分，是支配、改造、统治非欧洲人的“西方模式”的体现。东方学家的出发点是殖民和管理，他们俯视库尔德人、同情库尔德人，俨然一副救世主的模样。同时，又与库尔德人，尤其是库尔德人上层结交为朋友，这是殖民时代库尔德研究的共同点。东方学家关于库尔德问题的研究范式建立在新奇和实用的基础之上，研究的目的是管理和统治，研究范围囊括了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的方方面面，这种研究内容的包罗万象和研究成果赤裸裸地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特征，深深地烙印于库尔德研究。东方学家长期的实地生活经验这样一种独到的经历为后世学者难以企及，而他们研究的实用性、紧迫性，也会影响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少数移居欧洲的库尔德贵族，则构成第一代库尔德专家的另一源头，他们的研究路径主要是将库尔德人及库尔德斯坦的苦难和要求呈现于西方世界，以博取西方的支持，因而同样具有功利性。

俄国的库尔德学肇始于19世纪，时值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战火连绵之际，因而库尔德研究最初以军官和外交人员提供情报的形式体现出来。实际上，俄国对库尔德研究的兴趣早于19世纪。迈克尔·雷诺兹（Michael A. Reynolds）指出，俄国对库尔德人的兴趣开启于1787年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她命令出版了库尔德语法的书籍。俄国对于库尔德人感兴趣主要出于三个原因：第一，占领南高加索之后必须与库尔德人打交道，占领伊朗后必须与伊朗的库尔德人相处；第二，东安纳托利亚是奥斯曼帝国的弱项，这也是俄国关注的原因，因为这使得俄国南部边界成为英国、法国、德国争夺的区域，增加对库尔德人的影响，至少可以使得俄国在与上述国家争夺中获得一定的优势；第三，库尔德人是亚美尼亚问题的另一面。“19世纪初俄国征服高加索，因而俄国与居住在波斯和奥斯曼帝国边界地带的库尔德人迅速有了直接接触，而打败波斯帝国后签订的《古利斯坦条约》极大地提升了俄国在库尔德人心中的声誉。帕斯克维奇王子可以说奠定了俄国库尔德人政策的基础。”克里米亚战争显示了俄国库尔德学研究的功效，“克里米亚战争中有两支库尔德人支持俄国军队来反对奥斯曼帝国，凸显出俄国人已经成功地损害了库尔德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忠诚”。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库尔德研究迅速升温，巴西尔·尼基金、亚历山大·雅巴和明诺斯基是杰出代表。巴西尔·尼基金在一战前后长期担任俄国驻伊朗公使一职，巴西尔·尼基金使用了“库尔德学”一词，用以指代库尔德人的生活、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巴西尔·尼基金否认俄国政府支持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国家，指出沙皇并没有系统的库尔德政策，甚至一战期间驻扎在高加索的沙俄军队居然“没有准确的库尔德斯坦地图，也没有任何库尔德语知识等”。俄国驻埃尔祖鲁姆的公使亚历山大·雅巴是另一名俄国库尔德学研究的奠基人，他于1897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库尔德语-法语词典》。多名俄国军官和外交人员收集了关于库尔德斯坦的商业和军事情报，如普罗斯科里亚科夫绘制了关于埃尔祖鲁姆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形图。1896年卡尔佐夫绘制了关于库尔德部落的结构示意图。弗拉迪米尔·明诺斯基（1877～1966）长期担任俄国驻波斯外交官，他关于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深刻而博学的论述收录于《伊斯兰教百科全书》中。俄国革命后明诺斯基定居巴黎，从职业外交官转变为学者。1923年开始成为波斯语讲师，1932年开始在伦敦东方研究学会从教，1932年成为波斯学教授，二战期间该学院转至剑桥，明诺斯基随迁至此，1944年退休。1966年3月25日89岁高龄时他仙逝于剑桥。马丁·范布鲁尼森认为，明诺斯基关于库尔德研究的论述是一项杰出的成就，是从事库尔德研究的必读书目。

俄国库尔德学的发展直接服务于俄国在库尔德斯坦的行动，但俄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偏袒影响了其库尔德政策。“俄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军方都迅速加强了对库尔德斯坦的研究。俄国军方和政府官员及其代理人给外交部和高加索指挥部提供了日渐丰富的关于库尔德斯坦的准确而详细的报告。……东方学家还翻译了关于库尔德斯坦的英文材料。尼基金和明诺斯基都是多产的东方学家，他们的著作为俄国及其后的苏维埃提供了极好的政策咨询。然而由于俄国过于偏袒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尤其是亚美尼亚人，因而导致库尔德人对他们并不太友好。”俄国由于政策失误及其遭遇到德国和英国的严峻挑战，在西南库尔德斯坦遇到了重大挫折。时任德黑兰代办的明诺斯基1917年建议俄国应更大程度地卷入库尔德事务，明确支持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以此博得库尔德人的支持。这一建议得到临时政府的批准。但俄国的库尔德斯坦政策在二月革命后也没有实质性变化，直到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在此期间建立了几个学术机构专门研究中近东的人民和国家，圣彼得堡的帝国皇家学院是近代以来俄国库尔德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建有专门的库尔德研究中心，得益于这一传统，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在苏维埃时期成为库尔德语言、历史的重要教学和研究基地。1959年从原来的伊朗研究队伍中抽调一部分组建了由奥尔别利负责的库尔德研究中心。俄国的东方学家对库尔德斯坦的兴趣比其他国家的东方学家也许更为浓厚，他们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掌握了大量关于库尔德人的知识。俄国人浓厚的库尔德研究兴趣与其特定的地缘政治和外交取向关系密切。

德国主要是由于商业而感兴趣于库尔德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德国产出杰出的库尔德学家，尤其是关于库尔德语言的研究。德国的旅行家和东方学家自18世纪就开始研究库尔德斯坦，如奥斯克曼教授、哈特曼教授和胡戈·马卡斯等对于库尔德斯坦的历史、语言、风俗、社会生活和政治有着非常丰富的知识。德国学者埃米尔·鲁格和奥古斯特-弗雷德里克·波特最先强调库尔德语并非波斯语的方言，而是印欧-伊朗语系的一个分支。德国军官经常充当奥斯曼军队的教官，这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接触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的机会，但其库尔德政策更多的是奥斯曼政策的附属物。如后来出任普鲁士帝国和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的毛奇一方面参加了对库尔德人反叛的镇压，另一方面又在著作中表达了对库尔德人境遇的同情。德国军官格伦埃尔布德是第一位造访过库尔德斯坦许多地方的欧洲人，他拍了诸多照片并画了一些地图，关于库尔德斯坦的人种志很可能也是1854年完成于德国。德国在库尔德斯坦的成就影响到了英国的商业利益。英国人对此颇为不满，认为“整个美索不达米亚都为德国商业旅行者所侵扰”。事实上，德国在20世纪初逐渐取代了俄国同英国竞争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对库尔德斯坦的争夺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英国人对库尔德斯坦的兴趣与德国相比更为强烈，而且对库尔德问题施加了更为实际和长远的影响。“英国在19世纪探险、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中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学术界和公众对放眼全球的各种知识与日俱增的兴趣和好奇。”克劳迪厄斯·里奇1807年成为英国第一位常驻巴格达代表，他从1806年起，特别是1820～1821年，在库尔德斯坦进行了广泛的旅游，画了一些当地的地图并收集了库尔德斯坦方方面面的知识。东印度公司的诸多雇员自18世纪后半期便来到库尔德斯坦旅行。索恩先前是一名英伊石油公司的雇员，他以装扮成波斯人在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探险而闻名，掌握了相当多的库尔德语知识，后来成为一名少校，一战期间为巩固英国对库尔德斯坦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派驻中东的殖民官员中有多位库尔德问题专家，如马克·赛克斯对库尔德人就有深刻理解，他指出：“库尔德人下意识地具有种族和部落意识，但不具备民族意识，现代欧洲人理解中的民族性对他们而言完全陌生。”伊斯贝拉是第一位详细地记载库尔德斯坦各种知识的欧洲妇女。弗兰克·曼塞尔是19世纪末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一位随员，他不久出版了第一份以库尔德斯坦为中心的地图。1920～1925年的英国驻伊拉克高级专员埃德蒙德更是首屈一指的库尔德问题专家，其专著《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基于1919～1925年在伊拉克东北部的政治、旅行和研究生活》，对库尔德人的社会、政治环境、人性和地方传统进行了详尽的描述。马丁·范布鲁尼森这样评价：“埃德蒙德是语言天才，并且拥有极高的观察能力，由此获得了关于库尔德斯坦丰富的知识，也使得该著作成为同类著作中的最优者。”享有“库尔德人的劳伦斯”之称的诺埃尔少校，由伊朗调迁至伊拉克，他对库尔德人有深刻的理解，并就库尔德部落支持库尔德独立还是英国托管进行过调查和评估。诺埃尔少校对俄国的库尔德人政策也有相当研究和独到见解，他指出：“俄国人将库尔德人作为对付亚美尼亚人的平衡器，对于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区域，俄国人没有将其转让给亚美尼亚人的计划。”英国驻伊拉克高级专员阿诺德·威尔逊等既是外交官，又是东方学家，威尔逊力主在南库尔德斯坦实行直接统治，他们关于库尔德人及库尔德斯坦的论述可见英国同一时期的外交档案。比较而言，英国的库尔德学开展得更为持久和扎实，也更具有实用性，英国后来主导了库尔德问题与此不无关系。

法国的库尔德学发展与英国并驾齐驱。作为一个殖民强国，法国也有这几类民族志的爱好者——殖民地官员、传教士、军官等。法国与奥斯曼帝国经济联系广泛，法国传教士在摩苏尔活动非常活跃，诸如皮埃尔·布瓦等传教士日后成为著名的库尔德学家，新版《剑桥伊斯兰史》中关于库尔德的词条采用了他的版本。法国人对亚美尼亚人事业也特别热心。1873～1875年一个法国学者将《谢拉夫之书》从波斯语翻译为法语并在圣彼得堡出版。巴西尔·尼基金在苏俄革命后避难至法国，出版了第一部法文版的库尔德问题专著。法国人类学家埃内斯特·尚特尔在对332个个体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库尔德人进行了人种学意义上的研究，1897年出版了《库尔德人：人种学的历史研究》一书。法国的东方语言文化研究院也在19世纪末期成立了库尔德研究中心，该中心于1945年开始设立库尔德语课程，1966年开始讲授库尔德文明课程。若尔迪·特赫的研究表明，法国的库尔德学研究与法国托管下的叙利亚、黎巴嫩民族主义有直接联系，尤其划定出一种有别于阿拉伯人的、特殊的库尔德认同。法国的库尔德学研究或许在学理上更为扎实，而库尔德研究中心的成立也影响深远。

美国介入库尔德研究相对较晚，20世纪初期也没有挑战到英法在该问题上的权威性。1830年，美国和奥斯曼帝国签订的《商业和友好协定》正式实施，旅行家、传教士和政治家来到库尔德斯坦，美国主要是建立领事馆，建设学校。在此过程中，传教士发挥了极大作用，超过十万亚美尼亚人成为新教徒，这也是库尔德斯坦族裔内部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很多传教士日后也成为领事馆的外交官员，其中有几个还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朋友。1919年詹姆斯·哈博德将军带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到北库尔德斯坦，建议美国政府托管整个小亚细亚，以防止该区域日益激化的族裔冲突。美国再次介入库尔德问题则到了20世纪40年代之后。

此外，意大利较早地关注库尔德人并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后劲不足。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在1787年出版了很可能是西方的第一部库尔德语法词典。那不勒斯1818年出版了第一本库尔德斯坦历史书。卡帕尼雷记述了各种各样的库尔德人生活，字里行间也透露出对库尔德人的轻视，“库尔德斯坦蕴藏着丰富的宝藏却不为人所知。这里的居民捧着金娃娃却到处找饭吃”。他注意到了库尔德斯坦的战略地位“库尔德斯坦提供了在该地区作战最为安全和最为舒适的撤退区域”；他也认为库尔德斯坦拥有巨大的商业潜能和充裕的物质财富，也许是中东最为富足的地区。总的来讲，西方学者对库尔德人的研究在此阶段承担了两种使命，服务于本国的殖民和推进库尔德学的发展，后者为前者服务。同时，这一时期西方的库尔德学著作成为库尔德人民族认同建构的营养品，它以库尔德问题的形式服务于并合法化了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

这一时期从事库尔德研究的另外一个群体是少数流落在欧洲的库尔德社会上层人士，他们希望将自己的苦情陈述给西方，以博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如卡穆兰·贝迪尔汗。贝迪尔汗家族是库尔德两大家族之一，埃明·贝迪尔汗是库尔德民族事业最忠实的支持者和阐述者，他主张库尔德斯坦的完全独立，与主张库尔德斯坦自治的库尔德人另一家族代表塞义德·阿卜杜拉卡迪尔观点相左。埃明·贝迪尔汗八个儿子中有三个致力于库尔德人民族事业，其中包括卡穆兰·贝迪尔汗。库尔德民族事业一战后受挫，贝迪尔汗家族很多成员也因之死于非命，卡穆兰·贝迪尔汗只身逃亡法国，任教于法国巴黎东方学研究会，他很可能是最为欧洲人所熟知的贝迪尔汗家族成员。贝迪尔汗家族成员的另一个代表是切拉德·贝迪尔汗，库尔德民族事业失败之后，切拉德·贝迪尔汗逃至叙利亚，1923年创办了同时用库尔德语和法文出版的库尔德人刊物《希望》（Hawar）。切拉德·贝迪尔汗也为库尔曼吉语找到了对应的拉丁字母。伊斯美特·瓦利和卡穆兰·贝迪尔汗同是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在欧洲的代表之一，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向欧洲人表述了库尔德问题，他们的表述范式也相同，认为库尔德民族自16世纪已经存在，长期为反抗压迫和自由而奋斗，库尔德问题就是“民族自由问题”。“库尔德问题”首次被明确表述也归功于移居欧洲的库尔德人，切拉德·贝迪尔汗在1930年首次将库尔德问题表述为：“库尔德人持续了三个多世纪的，以争取民族独立为奋斗目标的运动。”30年后，卡穆兰·贝迪尔汗法语版专著《库尔德问题》出版，再次将库尔德问题表述为，库尔德人一个世纪以来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保持库尔德人身份认同是他们本能而自然的反应，他们渴望自由地讲述他们的语言，保留他们的民族传统。该书也指出，一战后西方强国支持对库尔德斯坦进行的第二次分割，是库尔德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伊斯美特·瓦利强调一个独立的国家是解决泛库尔德问题的唯一真实可行的办法。这里暗含的一个假设是，库尔德人是一个民族，他们之所以没有建成民族国家是偶然的历史因素所造成的。流亡在西方的库尔德上层人士在欧洲逐渐形成了关于库尔德研究的小圈子，并由此影响了欧洲人的认知。在非殖民化浪潮中，他们的诉求更容易获得同情和怜悯。如第一批对库尔德人及库尔德问题感兴趣的法国学者克里斯·库切拉和热拉尔·沙利昂，就深受上述库尔德欧洲小圈子、非殖民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反殖民化等话语的影响。博得同情和扩大影响是库尔德裔学者的主要任务，他们与欧洲的库尔德学者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第二节 库尔德研究的间歇期

20世纪50～60年代是非殖民化的高潮时期，整个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都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少数族裔的同化以及大熔炉效应，族裔政治处于边缘地位，这构成了库尔德研究衰落的国际背景。就区域背景而言，1948年阿拉伯世界经历了被以色列打败的羞辱，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忙于探索复兴之路，主张建立大阿拉伯国家，期望库尔德人等少数族裔融入阿拉伯世界，而以色列对库尔德人的支持和同情，更坚定了阿拉伯人的这一取向。库尔德人似乎或者融入了所在国的主体民族，或者满足于现状。土耳其似乎成功地同化了库尔德人。伊朗库尔德人主要依靠苏联军队的庇护在1946年建立了马哈巴德共和国，但存在时间不足一年，表明库尔德国家只是一个幻象。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事业主要领导人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在伊朗马哈巴德共和国事业失败后逃往苏联，过了11年的流亡生活，在1958年伊拉克军事政变推翻君主政体后，他接受卡西姆邀请回到伊拉克，然而卡西姆只是充分利用巴尔扎尼与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之间的矛盾来巩固自己的权威，而库尔德人与伊拉克军队在1961年发生首次冲突后，卡西姆对库尔德人进行了疯狂镇压。1970年3月11日，政府和库尔德人达成协议，库尔德人似乎可以自治并且按比例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巴尔扎尼与卡西姆的合作使得库尔德人看到了他们与国家关系的另一种模式：国家-库尔德人模式。来自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广播、书籍和新闻，以及库尔德人在四个国家边境之间相对宽松的流动，助长了独特的库尔德社区意识的产生。这些变化可看作库尔德研究衰落的区域和国内背景。哈米德·博扎什兰指出，土耳其、伊拉克等国对库尔德人的疯狂镇压，也是库尔德研究处于低潮的重要原因。马丁·范布鲁尼森认为，1961年是库尔德人民族主义运动的转折点，正是在这一年库尔德人发动游击战反对伊拉克中央政府，伊拉克库尔德人至少在文化权、自治权和中央政府中的一定份额等权利方面获得承诺。以此为背景，西方对库尔德人的研究兴趣大幅降温，从而导致库尔德学的衰落。

库尔德学的整体衰落并不能阻止个别研究者的杰出成就，阿拉伯裔美国学者沃第尔·朱怀德是整个库尔德学研究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沃第尔·朱怀德出身于巴士拉一个讲阿拉伯语的基督教家庭，他自己虽然非常认同阿拉伯文化，认为自己是一个阿拉伯伊拉克人，然而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属于（宗教）少数派，这种出身背景有利于其较客观地看待问题。他的博士论文《库尔德民族运动史》时间上限为19世纪奥斯曼帝国对“半自治”的库尔德埃米尔的镇压，他将此作为库尔德问题的起源，时间下限为20世纪50年代末期。沃第尔·朱怀德关注范式从殖民转向了库尔德民族主义本身的发展，以博士论文发表为标志他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成为库尔德人研究世界级的领军人物。沃第尔·朱怀德很大意义上具有过渡性人物的特点，虽然瓦迪厄·沃第尔·朱怀德与东方学家明诺斯基和埃德蒙德都有极好的交情，然而他与东方学范式下的库尔德学研究有较大断裂，同时与第二代库尔德学研究又自然地衔接起来。马丁·范布鲁尼森就指出，瓦迪厄·沃第尔·朱怀德的研究处于一个拐点，这种拐点并不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更是学术范式意义上的，他摆脱了殖民和后殖民的框架。

瓦迪厄·沃第尔·朱怀德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纳为：第一，首次从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本身来分析问题，突破了“东方学家”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是对现代化和行政改革被动反应的固有视角，强调19世纪和20世纪的库尔德人反叛不是孤立的事件，也并非由单纯的经济衰落或政治不满所引发。沃第尔·朱怀德特别强调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的民族构建都领先于库尔德人一步，库尔德人民族意识的形成晚了一拍。造成的结果是，库尔德人发现自己虽获得了公民身份，却处于不平等地位，这时才着手建立库尔德人的民族国家，问题是黄金时间已经错过，或者说没有搭上民族国家构建的末班车。反过来，土耳其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认定库尔德人这种努力不合时宜，是对现有政权的反抗，更是对现代国家和军队的直接挑战。一正一反的反差带来的后果是，不公正和不平等引发了库尔德人更多的焦虑和愤怒，导致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越来越趋于激进和不妥协。这样一个时间差及其引发的问题，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特点。困顿于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库尔德人，不得不在完全独立和与中央政府部分合作之间艰难回旋，而教育、识字率的提高、通信革命等使得越来越多的库尔德人加入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第二，各国不同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和文化政策造成了库尔德运动在这些国家具有迥然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路径，也深刻影响了库尔德民族整体的团结。各国政府则普遍采用了镇压和煽动他国库尔德问题的手段，导致库尔德运动更趋激烈化。第三，沃第尔·朱怀德也指出，高山阻隔等不利的地理位置、语言的不同和分属不同部落、狭隘的部族忠诚、国与国之间边界的阻隔等因素，天然地延滞了库尔德人构建民族国家的历程。马丁·范布鲁尼森在为该著作写的前言中给出如下的评价，这是学术界第一次严肃地以库尔德人的视角来审视库尔德问题，着力阐述当代库尔德运动深厚的历史根源以及库尔德人冤屈和诉求的久远历史，并且尖锐地指出政治和心理是库尔德问题的本质，预见性地指出土耳其政府20世纪50年代致力于农村发展的努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是由于有这样睿智的判断，他一定程度上前瞻性地注意到1961年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在库尔德问题研究方面具有开创性的贡献。马丁·范布鲁尼森认为这是“最富同情心和最为审慎的研究”。该博士论文最终于2006年以《库尔德民族运动：它的起源和发展》为题出版，当时沃第尔·朱怀德已经辞世3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一些非库尔德人的本土研究者。第一个必须提及的是土耳其的伊斯美尔·白石齐，像20世纪60年代的诸多学者一样，伊斯美尔·白石齐最初热衷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中探求东部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局限于凯末尔主义的反封建话语体系中，认为库尔德部落结构和部落领袖是地区落后的主要原因。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库尔德问题族裔维度的存在并于1969年发表专著《东安纳托利亚的社会结构》一书，讨论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半部落、半封建的社会在国家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力量下如何转变为库尔德民族主义，对凯末尔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马丁·范布鲁尼森指出：“白石齐通过强调族裔性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相关因素，证明了库尔德民族主义像土耳其民族主义一样不言而喻。这实质上是质疑了土耳其政府的反封建的话语，否定了凯末尔主义的进步性，给予凯末尔主义及土耳其社会主义者重重一击。”换言之，族裔身份和国家对库尔德人族裔身份的否认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马丁·范布鲁尼森认为这是土耳其第一次严肃地写作库尔德人的政治和社会史，它所达到的高度很长时间没有人可以超越。白石齐却因对库尔德问题的研究而在土耳其学术圈中陷入孤立，1971年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后更是被捕入狱，再未谋求到学术位置。土耳其政府认定白石齐鼓吹分裂主义，白石齐为此先后三次入狱，在狱中待了13年。白石齐的著作长期处于被禁状态，20世纪90年代才公开面世。

其次是伊朗将军哈桑·阿尔法，他参与了20世纪20年代对库尔德人的镇压，在此过程中他意识到族裔身份和公民权之间的紧张。哈桑·阿尔法指出库尔德问题棘手之处在于，“土耳其人讲你们是土耳其人，不是库尔德人，土耳其没有库尔德人；伊朗讲库尔德人构成了伊朗人的库尔德分支，伊朗是一个多种族帝国；伊拉克人讲你们是库尔德人，我们是阿拉伯人，合起来是伊拉克人。另外，现实的地形阻碍了库尔德人之间的交流。库尔德民族国家只有在苏联入侵或伊拉克、伊朗、阿拉伯国家解体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哈桑对库尔德民族事业持有悲观态度。可见，库尔德问题在此阶段虽然整体处于间歇期，但土耳其学者和伊朗学者对库尔德问题的关注，使得库尔德研究队伍来源更为多元化，研究结果也更为客观和可信。

第三节 第二代库尔德学

这一时期总的背景如次：第一，非殖民化高潮造成英、法对中东影响减弱，美国则高调介入中东事务。美国卷入库尔德问题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其中第十二点明确提到库尔德斯坦的未来；二是冷战爆发，土耳其成为北约的一部分，美国积极支持土耳其政府的库尔德政策，否认库尔德人的任何少数族裔诉求，与此相关的是，库尔德工人党被界定为“坏库尔德人”；三是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开启了美国对库尔德问题更持久更实质性的介入，并将伊拉克库尔德人界定为“好库尔德人”，将库尔德工人党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美国插手库尔德问题的过程，及其对待库尔德问题的双重标准，成为库尔德学与现实政治有密切姻亲关系的极好佐证。

第二，20世纪70～90年代穆斯塔法·巴尔扎尼的反叛（1961～1975），伊朗的游击战（1979～1980），土耳其的内战（1984～1999），两次海湾战争（1980～1988; 1991）以及伊拉克库尔德人居住区“安全区”的建立（1991）等，尤其是“海湾战争使得库尔德人的灾难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关注”。伊拉克库尔德人自治区的建立，以及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暴力行动，使得世界再次聚焦于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加大了研究库尔德问题的紧迫性。库尔德人历史和库尔德斯坦历史进入一个转折时期。土耳其库尔德问题转向游击战争，如伊朗革命和游击战争，以及伊拉克游击战争。两伊战争导致库尔德人相煎何急，第二次海湾战争和库尔德人居住区“安全区”的建立；伊拉克库尔德人居住区开始了新的内部残杀。尽管有如此多的悲剧，尤其是内部的自相残杀，库尔德特性还是保存了自身的意义、构建为一个独特而统一的整体。库尔德历史学在这一时期也空前的繁荣。马丁·范布鲁尼森将此概括为：“1988年3月的哈拉巴大屠杀最终将国际注意力引向伊拉克库尔德人。1990年伊拉克在科威特的失败，使得伊拉克库尔德人看到萨达姆政权倒台的希望，1991年3月发动了伊拉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抗。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主导了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安全区的建立，此后美国就难以脱身，土耳其更是不胜其烦。”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萨达姆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库尔德人，也使得阿拉伯世界注意到库尔德人的苦难。国内、区域及国际政治的需要，使得库尔德问题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促成了库尔德学研究的再次复兴。

第二代库尔德学研究的重点是库尔德民族主义问题，主要缘由在于西方学者强调形塑现代中东地缘政治的重要民族主义运动中，只有库尔德民族主义没有结出民族国家的果实，认为库尔德问题的实质是库尔德民族主义问题，据此称库尔德人为世界上最大的无国家民族，而剖析库尔德问题的起源、库尔德民族国家失败的原因就成为研究的重点。这一代学者与第一代学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尽量用更为中立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视角聚焦于库尔德民族主义本身发展的轨迹，而不仅仅将库尔德民族主义囿于简单的对现代化或行政改革的反动。欧洲学者仍然是20世纪70～80年代库尔德学研究的主体，然而美国学者和本土学者的数目也在增加。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式主要是从国家-民族关系、民族斗争等形式来展开，使得库尔德研究更多地以库尔德问题形式呈现出来。第二代库尔德学者中有两个无法避开的标志性人物，一个是荷兰人类学家马丁·范布鲁尼森，另一个是大卫·迈克道尔。

马丁·范布鲁尼森直接推动了库尔德学的再次复兴，并将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马丁·范布鲁尼森的巨著《阿迦、谢赫和国家：库尔德斯坦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出版标志着库尔德研究重新升温。马丁·范布鲁尼森最大的贡献在于其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实证地考察和比较了传统权力关系下库尔德人认同和现代社会中原有的部落结构及其原初认同发生的变化，强调现代社会中国家控制力和资本及国际市场对传统权力关系产生了静悄悄而强大的作用，然而传统的权力关系和原初认同所占份额并没有被完全挤掉，依然占有极大分量。这种原初结构和认同与民族运动、民族主义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从更深的层次上分析了库尔德人民族运动的右翼性质（求助于帝国主义）和难以成功的原因。马丁·范布鲁尼森教授出众的语言技能使得他可以对于中东有更深层的了解，他的博学加之对理论的高度关注使得他的研究路径与东方学家有明显的分野，他在该问题上达到的高度也为后者难以企及。另外还需提及迈克道尔的《库尔德人现代历史》，这是关于库尔德人最权威的通史性著作，该书与马丁·范布鲁尼森的巨著《阿迦、谢赫和国家：库尔德斯坦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直到现在仍被认为是该领域最具引领作用的著作。

一些本土学者，尤其是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学者需要引起我们注意。萨阿德·贾瓦德出身于巴格达，在英国接受的教育，之后在伊拉克一所大学任教。他认为伊拉克复兴党政府一方面不承认库尔德问题属于伊拉克政治范畴，只是作为一个纯粹的库尔德人问题而存在。另一方面，复兴党领导又认为确实存在一个等待解决的库尔德问题。埃德蒙·加里卜是来自黎巴嫩的学者，他强调外国势力的卷入是复兴党最为担心的一点，这种担忧使得伊拉克从1968年起寻找与库尔德人的和解，而不是镇压。甚至到1969年时复兴党的文件仍然将库尔德民族主义认定为进步的解放力量，将其看作全球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天然联盟。隐藏在这一逻辑背后的是伊拉克向苏联的靠拢和伊拉克民族主义运动。然而冷战已经投射在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上。政府与库尔德人在1970年的和平协定签订后不久，巴尔扎尼就得到美国的秘密支持，以色列为其训练情报人员，而伊朗武器也涌入伊拉克北部。总体而言，阿拉伯学者对库尔德事业热情不高。1945～1995年这50年间，阿拉伯公众对库尔德问题的兴趣只是出现在危机升级或冲突期。阿拉伯学者普遍的态度是库尔德问题是土耳其、伊朗和近东阿拉伯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各方需要协调在库尔德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库尔德国家”一词往往作为否定词来使用，区域各种力量都应该尽力防止其成为事实，尽快在中东结束库尔德分裂主义运动。20世纪90年代没有一个阿拉伯学者愿意质疑伊拉克民族国家的统一，也没有人愿意讨论在中东建立一个库尔德国家。阿拉伯学者总体而言对库尔德问题兴趣有限，反倒是以色列有学者对库尔德问题有着浓厚兴趣。

库尔德学在这一时期的兴盛，还表现和得益于一系列库尔德研究机构的建立。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相继成立了一些库尔德研究机构，发行了一些库尔德研究的专门杂志，如1983年成立于法国的巴黎库尔德研究会（KIP, Kurdish Institute in Paris）, 1993年发展壮大为库尔德研究中心，肯达尔·内赞长期担任机构主任，并出版杂志《库尔德研究》（Studia Kurdica, 1984～1993）和《库尔德人研究》（Etudes Kurdes, 2000年创办），该机构是现存最古老的库尔德研究机构。美国1995年创办了《库尔德学研究杂志》（Journal of Kurdish Studies），它与法国库尔德研究中心的几家机构之间有密切关系，共同致力于打造研究库尔德人、库尔德斯坦的国际平台。美国纽约1981年成立“美国库尔德遗产基金”（Kurdish Heritage Foundation of America）, 1986年在其旗下建立了库尔德语图书馆，1988年建立了博物馆，1986年开始发行了《库尔德研究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urdish Studies）。德国1999年在柏林成立了库尔德学进步研究会（BGFK, Berliner 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Kurdologie），实际上早在1993年它已开始组织一系列会议。该机构的研究特点是队伍比较年轻，拥有两个主要的出版物《库尔德学杂志》（The Journals Kurdologie, 1997年创办）和《库尔德研究》（Kurdische Studien, 2001年创办）。这些研究机构并非纯学术研究机构，很多直接服务于政治。无论就库尔德研究机构的建立，还是研究范式的改变以及研究程度的深入来看，这一时期都是库尔德学的黄金期。

第四节 第三代库尔德学

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库尔德学趋于成熟，库尔德学方兴未艾。大的政治背景是，欧洲和美国重新高调介入库尔德问题，只是美国以“硬权力”的方式，而欧盟则诉诸“软权力”。库尔德人则将大国的介入认定是库尔德人事业的福音。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将生活环境的改善寄希望于加入欧盟；伊拉克库尔德人则认为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为库尔德人赢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红利。就区域背景而言，伊拉克进入了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自治区获得了有史以来最为宽松的生存环境。土耳其由于欧盟标准的作用给予库尔德人更多的权利，而且推出用民主方法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动议。米歇尔·冈特认为，第一，20世纪末21世纪初库尔德人的命运发生改变的原因主要是土耳其的欧盟成员资格使得土耳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为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带来和即将带来巨大的变化，而土耳其库尔德人占了库尔德人总数的二分之一强。第二，伊拉克历经两次战争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取得了事实上的独立。事实证明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界标，对伊拉克而言如此，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第三，伊拉克库尔德人最后终于获得他们盼望已久的大国——美国——的庇护。在《库尔德人的上升：生成中的伊拉克和土耳其库尔德问题解决办法》中，米歇尔·冈特以同样乐观的态度注意到伊拉克库尔德人获得了宪法承认的自治权、中央政府中高级官员的职位等革命性成果，也注意到欧盟作用下的土耳其库尔德问题正出现一些试验性的、令人期待的变化。海湾战争以来，阿拉伯世界对待库尔德人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阿拉伯世界尤其关注伊拉克库尔德人，认为最好的结局是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库尔德自治区之间达致平衡，阿拉伯世界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是伊拉克的分裂甚至解体。

这一时期库尔德研究的主体虽然仍以欧美学者为主，然而土耳其及阿拉伯学者的数目也呈快速上升趋势。研究的主题以库尔德问题的解决为轴心，扩散至具体的个案。研究范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米歇尔·冈特认为，在此之前关于库尔德人的研究主要强调他们是被剥夺的受害者，是历史的失败者。这一形象正在发生变化，与此相对应的库尔德学也逐渐走向成熟。库尔德研究的比较更为精细，既有纵向的不同时间段之间的比较，也有横向的国家之间的比较。同时也更具有理论色彩。

新时期库尔德问题著作的新趋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是沿袭了民族主义的路径，然而在比较和理论方面有了较大的拓展。丹尼斯·纳塔利斯从伊拉克、土耳其、伊朗三个国家建国过程中产生的不同政治空间，以及由此产生的包容和排斥，来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家构建对民族认同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因而更具比较视野。他认为：“库尔德民族认同由城市资产阶级还是部落首领领导，具有高度组织性还是较弱的组织性，族裔化还是伊斯兰化，具有妥协性还是暴力性，都是由所在国长时间形成的政治空间和机会性结构所决定。”戴维·罗马诺同样以库尔德人所属国度为起点，主要采用了比较政治学的方法，从政治社会结构、资源动员和理性选择、文化框架三个视角来讨论库尔德人如何被动员，如何寻求所在国的承认，以及对相关权利的诉求。戴维·罗马诺尤其就土耳其库尔德问题指出：“由于土耳其主流的政治政党不愿意或不能够解决库尔德问题，而是一味地镇压；市民社会又由于1980年军事政变而被弹压；唯一剩余的出路就是库尔德工人党所采取的暴力性颠覆活动和游击战争。”

马丁·施特罗迈尔概括了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先祖（1938年之前）失败的原因：“所有库尔德人以不同的方式与土耳其人的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和个人关系，发生了深层的联系。这种纽带阻碍了自我肯定的、富有活力的、独特的库尔德身份认同。”随着一战的爆发以及紧随其后的中东民族国家的构建，库尔德人无法拒绝凯末尔诉诸的穆斯林认同。哈坎·厄兹奥卢则强调库尔德民族主义是奥斯曼主义失败后迫不得已的选择，因而是帝国解体的结果而非原因。这些研究一方面与前人相比有了方法上的突破，另一方面仍然固守于库尔德民族主义没有及时发展起来的原因讨论，忽视了库尔德人与其他族裔互动中的收益和相互之间长期合作的历史。

作为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阿巴斯·瓦利（出生于伊朗库尔德斯坦）编辑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收录了马丁·范布鲁尼森、哈米德·博扎什兰、阿米尔·哈桑普尔（出生于伊朗的库尔德学家，博士论文题目《民族发展中的语言因素：库尔德语的标准化，1918～1985》，现任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内利达·富卡罗（任职于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等库尔德学权威学者论述库尔德民族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具有开创性的论文。阿巴斯·瓦利坚持库尔德民族主义话语是现代性的产物，与中央集权的领土国家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的诞生相伴随。罗伯特·奥尔森是马自达出版社“库尔德书系”的主编，以独特的方式对库尔德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一时期的主要论文集还有法列·贾巴尔和胡沙姆·达乌德主编的《库尔德人：民族主义和政治》，从理论的视角重新反思了“族裔性”概念，以及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主编的《库尔德问题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米歇尔·冈特主编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演进》。显然，民族主义的研究成果已经是蔚为大观。

第二是透析库尔德问题的解决办法。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加莱斯·斯坦斯菲尔德教授长期致力于库尔德社会、库尔德问题与国际政治研究，尤其擅长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研究，代表性著作为《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政治发展和成长的民主》。他特别关注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一个重要观点是伊拉克应该建立严格的联邦制。加莱斯·斯坦斯菲尔德教授最新专著为《库尔德人和伊拉克》。另外，加莱斯·斯坦斯菲尔德和罗伯特·洛主编的《库尔德政策的必要性》于2010年出版，强调了相关国家出台库尔德政策的紧迫性，与2010年底以来一直蔓延至今的中东大动荡恰好吻合，值得关注。克里斯托弗·休斯顿分析了用伊斯兰主义将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团结起来的可行性，认为正义与发展党2002年的执政，加之2007年7月选举中胜出增加了这一方案成功的概率。约斯特·容格登则采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了战争蹂躏地区被驱散村民的回归与安置问题。这样一种冲突后的重建是非常新颖的视角。

第三是批判现有研究范式。如土耳其学者梅廷·海佩尔挑战了现有的国家同化—库尔德人反抗—武力镇压这样的库尔德问题范式，认为这一范式无法为一战期间库尔德人同仇敌忾、1919～1922年库尔德人的服从以及1938～1984年的平静和安定提供可信的解释。他强调应加大对库尔德人由向心力转变为离心力这一过程的研究力度，在此基础上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如何急变为剧烈的冲突，提供更为真实和可信的解释框架。梅廷·海佩尔批判已有研究范式似乎只关注到国家的强迫同化模式，而忽略对库尔德人不合作的研究。尼克·瓦特对于将20世纪60～70年代简单定性为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复兴期提出了质疑，指出这种观点难以诠释此轮库尔德民族主义与之前迥然不同的表现形式，只是注意到结构性因素，而忽略了其中多样的能动性原因。正是出现了新的动力，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库尔德知识分子和左翼政党，方才决定了库尔德民族运动复兴的方式。

第四是关于库尔德工人党的研究。对库尔德工人党的研究是库尔德学一个新兴的重要领域。如保罗·怀特的《原初反抗或革命的现代化者？土耳其库尔德民族运动》着力于库尔德工人党的起源和未来，分析了库尔德工人党如何从社会反抗者转变为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者。阿里·卡迈勒·厄兹詹的研究建立在对库尔德工人党进行实地访谈的基础上，包括对厄贾兰本人。被捕后的厄贾兰认为，现代的库尔德工人党政策已经转变为“身份解放问题，而非民族解放运动”。阿利扎·马库斯的研究建立在大量的采访基础之上，尤其是对流亡欧洲的前库尔德工人党成员的采访，特别分析了他们对厄贾兰人格的狂热崇拜、自恋和偏执。阿萨·伦德格伦指出，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居住区的自治对土耳其的国家意识形态构成了直接挑战，即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意识中族裔维度是公共领域和政治生活中的无关因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在库尔德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三部专著。其一是唐志超2013年出版的《中东库尔德问题透视》，其二是汪波2014年出版的《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其三是敏敬的《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三本著作都从宏观上审视了库尔德问题，为国内进一步的精深研究奠定了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标识了库尔德学向更广阔空间的扩散。

第五节 库尔德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库尔德学的发展史与世界及区域政治的发展进程休戚相关，强烈的政治意蕴使得库尔德学从开始就具有国际性的特点，这种国际性主要表现在研究队伍的构成上。库尔德学研究队伍最初以欧洲学者为主，逐步扩展至美国学者、中东本土学者，直至世界范围内对库尔德学的关注。库尔德学研究队伍最初以欧洲人为主，一战前后库尔德知识分子和贵族，尤其是流亡海外的库尔德人成为新的重要研究力量。二战之后，法国和英国逐渐退出中东的中心舞台，美国的势力取而代之，随即美国关于库尔德问题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冷战结束后，冷冻的族裔问题再次高涨，西方利益与中东地区再次产生了密切的姻缘关系，如土耳其入盟问题使得欧盟诸多国家再次关注库尔德人在土耳其的境遇。美国则以海湾战争为契机以武力方式增强其对中东的控制，导致美国学者无法忽视库尔德人的存在，而且将其作为可资利用的战略资产，这样西方对库尔德问题的研究热情再度高涨。中东本土学者关于库尔德问题的研究关注一直较少，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土耳其国内政治的解冻，土耳其学者关于库尔德问题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中东其他国家由于库尔德问题与中东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弱而强地展现出来，因而本土学者的注意力也逐渐转向库尔德问题。20世纪末到21世纪，库尔德问题的日渐凸显也引发了世界其他地区学者的注意力，如日本和中国学者等。

库尔德学与国际政治的密切关系，也使得“鲜活性”成为其另一个重要特点，这种鲜活性主要表现在库尔德研究议题和范式的变迁之中。库尔德学研究的整个知识论框架起源于“东方学”，萨义德指出现代东方学的早期发展阶段始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在20世纪早期东方学通过两种方式呈现于西方面前，一种是隐伏的，另一种是在场的、现在的、显在的。由于东西方之间的距离在整个19世纪一直处于不断缩小之中，尤其是到了20世纪，“隐伏的东方学与显在的东方学经验之间的汇合没有什么时候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和英国为了瓜分土耳其的亚洲部分而对其所做的全面考察更具有戏剧性”。60年代席卷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激发了新的研究范式，即民族主义的知识框架。20世纪末21世纪初关于库尔德人的不合作与库尔德人所在国民族国家构建失误之间的关系研究，以及冲突后的重建等成为新的研究取向。

库尔德学与中东主流学说之间存在较大的隔阂，由此造成了库尔德话语在中东政治及伊斯兰教历史中的失语状态。罗伯特·奥尔森论述为“中东史和伊斯兰教史中最被忽视的课题是库尔德人和他们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哈米德·博扎什兰指出了库尔德研究的三大障碍：第一，欧、美的中东研究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各个时段力量分布不均衡，古代和中世纪的中东部分研究力量雄厚且较成熟，而关于现代、当代就有诸多滞后现象。第二，库尔德问题关涉多国的政治局势，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库尔德问题非常敏感，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密切。这样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有了太多牵连，因而研究的阻力很大。第三，田野调查代价高昂，甚至需要付出丧失生命或者失去自由这样的代价。我们认为当下库尔德问题的研究存在五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众多西方学者对库尔德人的民族事业怀有一种悲情情结，囿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论和政治信条之中，致使其研究立场、方法和结论都难免有偏颇之处。第二，一战后英、法等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是库尔德问题的一个深厚根源，西方学者对此因素却没有给予充分的阐释和重视。第三，土耳其、伊朗、叙利亚、伊拉克由于未能妥善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未能处理好主体民族与重要少数民族之间的牵连，因而在失去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的同时，加剧了问题的复杂化。第四，西方学者对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等就库尔德人所采取政策的前提、变迁还缺乏充分的研究，对库尔德人在合伙搭建民族国家中的不合作态度也缺乏中允的分析，导致建设性态度严重缺失。第五，中东本土学者以及移居欧洲的库尔德裔学者在研究中的中立性还有待商榷。

库尔德学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使得这些国际及区域的不确定因素对库尔德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会将库尔德研究推向纵深，推向中东研究的主流阵地。沃第尔·朱怀德在1958年颇有远见地指出：“库尔德人的行为不仅事关库尔德人居住国而且是关系到整个中东的稳定和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理解库尔德人，理解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政治取向以及他们可能采取的方略非常重要。”事实已经证明，库尔德学的发展与国际、区域及民族国家的政治变革关系密切，一方面导致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边界难以厘清，很难保持学术中立原则。另一方面，正如20世纪库尔德问题日渐凸显推动了库尔德研究，使得库尔德研究在研究主体、议题和研究范式都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一样，现实政治着实推动了库尔德学的发展。罗伯特·奥尔森指出，未来从事中东历史和政治，甚至全球政治研究，很难缺少库尔德维度。过去12年的历史表明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民族主义是中东最重要的事务之一，库尔德人正从一个少数民族和区域问题转变为影响全球政治的重要因素。国际政治的发展与库尔德学联袂而行，短期内这种趋势还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