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选题缘起

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对经典文献不断地注释、解说，实现其自身的持续发展和演变。原典为后世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原初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基础，而原典本身也在后世的不断诠释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中国传统哲学与经学可以说水乳交融，不可分割。

“六经”中被冠以“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源头活水，也是唯一一部儒道两家共同尊奉的经典，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和影响。中国哲学中诸多重要的范畴，如太极、乾坤、阴阳、道器、理事、理气、形而上和形而下等皆出于其中。千百年来，经过历代先贤学者的发挥创造，形成了中国哲学中特有的一种哲学形态——易学哲学。

《周易》一书经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而成书，“人更四圣，世历三古”，是儒家“道统”的核心经典之一，历代儒者都极其重视对《周易》的研究，借易学以立论，而易学亦凭借儒学而得以发展和弘扬，儒学与易学构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朱伯崑先生在《易学哲学史·华夏版》序言中指出：

 

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系统的哲学，同儒家经学发展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可是，近代以来，讲经学史的，不谈其中的哲学问题；讲哲学史的，又不谈其中的易学问题。就后一倾向说，由于脱离经学史，谈历代哲学思想，总有隔靴搔痒之感，不能揭示出其形式和发展的理论渊源。……如谈张载哲学著作《正蒙》，不去研究他的易学观，而是孤立地分析其哲学概念、范畴和命题，见枝叶而不见本根，则难以说清楚其理论的特征及其来源。

 

秦汉以后，中国哲学的理论形态大体经历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等几种理论形态。这几种形态，其形成的过程，也是不同文化资源整合、创新的过程。

由唐至宋，佛教盛行。佛学形上学与心性论之精微，为儒学所不及。儒学要在学术领域牢固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能够与佛教相抗衡的本体论和心性论。宋代具有学术使命感的儒者自觉地担当了这一历史任务。而儒家经典中较多涉及天道、自然及其与人事关系的，当属《周易》了，而且《易传》中的太极、阴阳、道、器、象、数等概念，最适宜作为建立本体论的依据，这就注定了易学在宋代的兴盛以及易学与理学的不解之缘。宋代，既是中国哲学史，也是易学史的一座高峰。易学是宋代经学最为繁荣的一种，被清人收入《四库全书》的两宋人的易学著作多达50余种，远远超过了当时其他的经学著作。事实上，由于历史变迁而散佚没能够流传下来的著作还有很多。这一时期的儒者，大多有易学著作问世。而作为理学先驱的北宋“五子”，基本上同时又都是易学家，《周易》的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为理学提供了理论支撑，成为理学先驱们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基础。同时，易学也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张载是宋代理学的奠基者，也是四大学派之一——关学的开创者。张载的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重大，尤其作为先驱和奠基人在宋明理学中地位更是非同一般，其思想博大精深，几乎包含了对所有哲学问题的独到见解，在很多方面不仅是总结者，同时也是开创者。他的成就得到了理学家们的肯定，如二程将他与孟子相比，朱熹也将其与周敦颐、二程、邵雍并称，其《近思录》也多选录张载言论。后代统治者也对其很重视，张载的著作后来成为明清两代开科取士的必读书目，可见张载在学术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地位。

张载一生著述颇丰，据朱熹《近思录》及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后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魏了翁《为周二程张四先生请谥奏》等所著录的记载及后人所编纂者来分析，张载有《文集》《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春秋说》《信闻集》《崇文集》《语录》《祭2礼》《西铭》《东铭》《经学理窟》《正蒙》等。现存张载著作有《西铭》《东铭》《正蒙》《横渠易说》（后简称《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和《文集》，现已编入《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另有明人吕柟所纂《张子抄释》。

张载的理学思想体系，是在其易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宋史·张载传》说他的学问是“以《易》为宗”，王夫之也评价说张载之学“无非易也”，可见《周易》在张载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易传》的范畴和命题构成了张载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其学说的主题和范畴的主要环节都渊源于易学。张载早年著有解说《周易》经传的《易说》，通过对《周易》解说，书中对其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的基本思想已有所论述。《正蒙》一书则是张载后期所著，是张载一生思想言论的精华，书中并不专说《易》，但也是以阐发《周易》原理为主。其中的《太和》《参两》《天道》《神化》《大易》《乾称》诸篇都是阐释《周易》的专章，其他各篇也都渗透了易理。《易说》是张载思想的起点，《正蒙》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的补充和发挥。

就张载思想的主要内容而言，处处都表现出易学的特色。首先，其“太虚即气”的气本论，是承袭汉易的卦气说、唐孔颖达以及宋初李觏以阴阳二气解易的观点，是对易学史上气论的一次批判性总结的结果，在易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次，张载“善言神化”,“神”是“气所固有”，是阴阳二气变化的内在动力。这一重要观念源于《易传》“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的思想，是对《周易》“神”概念的发展和创新。在其认识和修养统一的工夫论中，张载强调“穷神知化”，更是对易学的命题作出了创造性的解释，最终将本体论与人性论、人性论与道德论、修养论与认识问题整合为一个体系，从而为宋明理学的形成作了重要铺垫。因此，可以把张载之学归于易学的领域。

二 研究现状

学界关于张载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张载之学与《周易》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前，冯友兰先生和张岱年先生都指出了张载哲学与《周易》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后研究张载的学者都注重张载与《周易》的关系，如侯外庐等著《宋明理学史》对张载理学思想的论述中，从本体论到认识论，都将其作为“易学哲学”加以论述；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提出“《正蒙》亦是发挥《易》的”著作；丁为祥《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提出“虚气相即”源于对《易》的创造性解释。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张载《易说》”一节。朱伯崑指出，“张载易学可以说是对汉唐以来元气和阴阳二气解释易理的一次批判地总结”，在易学哲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文中论述张载易学，以《易说》为主，参考《正蒙》，对张载易学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论述，为张载易学研究树立了典范。

（二）气“一元论”与人性“二元论”的对立

这一观点源于冯友兰和张岱年二先生，他们共同认为张载在人性论上持有二元论思想。姜国柱《张载的哲学思想》便从“二元论”出发，揭示张载思想体系中的诸多矛盾。程宜山《张载哲学的系统分析》指出张载的自然观具有“一元二重化”的性质。黄秀矶《张载》认为张载哲学不是站在二元论立场，但也不同于西方式的一元论。丁为祥《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以“宇宙论与本体论并建”的理论思路，消解张载哲学一元论与二元论的论争。

（三）张载气论是研究的重点，尤其是“太虚”与“气”的关系更是热点

张岱年先生指出张载哲学的根本观念，如太和、太虚、性、理、易等“皆统于气”，其“本根论是一种唯物论”。牟宗三则提出“太虚神体”，以“太虚即气”为体用不二之圆融义。唐君毅则以张载之气为“流行的存在，存在的流行”,“更不问其为物质或精神”。以后学者多从这三个角度进行争论。张载气论，尤其是“太虚即气”命题是学界关于张载研究争议的焦点。张载研究的期刊论文以气论居多，气论中又以“太虚即气”的论辩文章居多，其观点往往针锋相对。如丁为祥《张载虚气观解读》，汤勤福《太虚非气：张载“太虚”与“气”关系新说》等。

（四）研究的主题、角度以及方式方法趋于多元化

随着对张载研究的不断推进，研究的主题、角度被大大拓展，龚杰《张载的“四书学”》以“四书学”为张载之学的主题，胡元玲《张载的易学与道学》强调从经学角度研究张载思想，黄秀矶《张载》采用中西比较的方式，林乐昌还以“诗经学”、“礼学”以及“关学学风”为主题，研究张载；研究的方式方法也趋于丰富，有从文献出发，注重辑佚张载佚文，如林乐昌辑佚张载佚书《孟子说》，李裕民《张载诗文的新发现》以及对此纠偏的王利民文《张载诗真伪考辨》，大大拓展了张载研究的范围。

三 研究目的和意义

自中国哲学学科化以来，对张载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张载思想的基本定位以及其中的一些重要哲学范畴的界定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为继续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较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一）从研究的视角方面讲，对张载的研究主要是从哲学的视角入手，而不是从易学的视角入手。虽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张载思想与《周易》的密切关系，有些研究者也十分注意强调这一联系，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就张载易学思想研究的专门著作，而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张载思想的论著占绝大多数。笔者试图从易学视角出发，以易学发展的历史和逻辑、易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对张载思想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和探讨。

（二）从对张载研究的理论模式来看，大多数研究者都遵从西方哲学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这一固定模式。这一模式对于清晰地划分张载哲学思想的组成、内部结构，有助于我们较为明晰地审视和理解其思想。这种划分对于西方哲学可能较为适用，但对于一直以来作为整体存在、发展的中国传统学术似乎略显生硬。就张载的具体问题而言，“天人合一”是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也是中国哲学史上张载第一次提出的命题，是对以往天人关系的一次总结。张载论天道神化，其根本目的还在于为其人道思想作铺垫，建立一个形上根据，所以张载在言说方式上，也采用了“一滚论之”的形式。而这一“天人一体”的观念又导源于《易传》“三才统一”、宇宙与生命统一的思想。正如与张载同时的另一位易学大家邵雍《观易吟》诗所言：

 

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

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

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忽略了张载借助易学而“一滚论之”的这一重要思想特征，以僵硬的理论模式逐一去解析张载的思想，就会存在将其思想的精神生命连根拔起的危险，最终得到的仅仅是冰冷的理论模块而失去了张载哲学中本质性的“活泼泼的”生命之源。因此，笔者试图顺着易学这一张载思想的生命主线，将其思想体系逐一勾勒，力图既能够明晰地梳理、展现其思想原貌，又能使其保持原有风貌和精神内涵。

（三）对张载思想的把握主要是通过对其著作的研究来实现。《正蒙》是张载思想的成熟之作，是张载著作的精华所在，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以《正蒙》为主来探析张载的哲学思想，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随着近年来对张载思想研究的逐步深入，开始有研究者注意到了《横渠易说》（以下简称《易说》）在张载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与《正蒙》之间逻辑与内容方面的联系，《易说》是张载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正蒙》是对《易说》的发挥与补充，《正蒙》中不直接论《易》的部分也是渗透着易理在内。还有些研究者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发现《正蒙》的文字有四分之一多与《易说》是重合的。因此，在更进一步的研究中，能够在首重《正蒙》的基础上顾及并重视《易说》在张载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是一条可取的研究途径。

（四）就《正蒙》的研究而言，由于大多数研究者着眼于对其“哲学”思想的探讨，所以主要集中研究其中的具有“哲学意味”的《太和》《参两》《天道》《神化》《诚明》《大心》《中正》《至当》等篇，认为前几篇论述宇宙天道、自然万物，后几篇讨论认识、修养等，而对《作者》《三十》《有德》《有司》《乐器》《王禘》诸篇认为是张载发6明《论语》《孟子》《尚书》“三礼”以及《诗经》的言论，属于张载的“经学”思想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我们站在易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篇章中，张载运用了不少《周易》的语言或原理来发明诸经，或者说以《易》与诸经相互发明。因此，研究张载的易学思想，这些篇章也因此而得以被包容，而不会游离于张载思想体系之外了。

（五）此外，关于《正蒙》一书，大多研究者从其篇章编排次序中探讨张载思想的内在逻辑，发掘其意蕴。即使是“会归义例”“以类相从”，各篇安排确有从天道到人道之意，但既是效《论语》《孟子》，以各篇首句定篇名，而且一篇之内各条之间也缺乏逻辑性的连接，又非张载亲手所定，所以研读《正蒙》也应该像《论语》《孟子》一样，视其为由独立的各条组成的著作。《正蒙》一书大量取自《易说》也是这一问题的旁证。

（六）从张载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看，也是一直存在争议，从早期对张载思想属唯物、唯心到一元论还是二元论的定性之争，再到对具体范畴的论争，如“太虚”与“气”的关系、“神”的内涵、“诚明之知”是否等同于“德性之知”等，一直是张载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而言，“唯物”“唯心”两军对垒的理论模式已经淡出了学术话语系统，问题主要集中在了对张载哲学的一些核心范畴的讨论。不少研究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范式、视角对这些范畴进行重新审视，力图获得新的收获，如台湾黄秀矶运用中西哲学对比的视角和方法，对张载所言的“气”进行深入探析，试图突破唯物与唯心的两军对垒；大陆丁为祥采用“宇宙论与本体论并建”的理论方式来消解以往对张载的争议。这些努力见仁见智，学界并无定论，但共同点都是从哲学的视野来审视问题。笔者设想，如果从易学的立场出发，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梳理，是否会有新的收获？

四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一）研究重点

1．张载流传下来的著作有《正蒙》（《东铭》及《西铭》并入《乾称》篇中）、《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文集佚存》《拾遗》《附录》等，收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张载集》中。近年来，又有林乐昌先生辑得张载解说《孟子》语计130余条，合为一编，作为佚书《孟子说》的辑佚本。这些都是研究张载思想的主要材料，是应该着重研读的文献。此外，还有《二程集》《朱子语类》《近思录》以及张载门下弟子如吕大临等人的著作，也是了解张载思想的必要材料。所以该书涉及的文献定位在这些“原典”，在此基础上借鉴近代以来多位研究者的成果。

2．既然是从易学的角度来研究张载的思想，作为直接解说《周易》的《横渠易说》自然是要重点研读的文献。虽然《易说》是张载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这一点已经得到学界的公认，《正蒙》是对《易说》的补充和发挥也得到肯定，但大多数研究者仍然将重点放在《正蒙》，而忽视了《正蒙》与《易说》以及与《周易》的逻辑联系。因此，在张载著作的范围内，笔者拟重点探讨《易说》在解说《周易》的同时与《正蒙》的逻辑联系。在《周易》—《易说》—《正蒙》的逻辑链条中展开研究。

3．易学的视野。易学作为经学中的一种，有其特有的内容和相应的解释体例。从易学史的发展逻辑来审视张载的思想，定位其在易学史流变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以及作出的贡献，对以往易学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创新，也是笔者研究的重点之一。

4．张载易学与理学的关系。学界的基本观点是儒学借易学立论，易学亦凭借儒学得以发展。这道出了易学与儒学之间的根本关系，但也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具体到张载思想，还需要条分缕析地探究。学界也曾出现过张载之学是归于“四书学”还是易学的争论，因此，笔者拟将张载易学与理学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之一，通过对其较为细致的探讨，梳理出易学与理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依存关系，又是如何依存的，易学在宋明理学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5．重点从易学的角度探讨张载哲学中的核心命题、核心范畴。如有争议不断的“太虚”与“气”的关系，在易学视野下应该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审查这一命题在易学史上的产生、发展、演变，或许会有新的发现。同样，将其核心范畴如“神”还原到易学视域当中，还有将其著名命题“诚明之知”“德性之知”联系《周易》中的“穷神知化”“精义入神”来考察，也会有新的收获。

（二）研究难点

1．现存张载著作太少，这为研究带来很大难度。除《正蒙》《横渠易说》是完整的著作，其余如《经学理窟》相当于经学笔记，《语录》及一些文集佚存则相当零散。《正蒙》又以难读著称，而且不是张载亲自定稿，是由其弟子整理篇次，若想从其篇目安排顺序上探求张载思想的深意，是不够可靠的。种种原因使得研究要有所突破有很大困难。

2．历来对张载研究的著作虽然不算少，但多为从哲学角度研究，从易学着眼的成果为数不多，而且是分布在各个易学史著作或者主题史或断代史中，这方面的借鉴材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因此，前人研究所提供的基础不是十分雄厚。

3．选择从易学的角度着手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周易》本身由于年代久远，文字古奥，体例独特，历代注家不绝如缕，使得“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各家说法又极其驳杂，故有“易道至繁”之说。现在以易学的视角对张载思想进行探究，对于易学本身内容就存在理论方法上进行选择、思想内容上进行取舍判定的问题，这也是张载易学研究中存在的先天困难。

4．张载著作内容本身的艰涩和难解。《正蒙》被誉为中国哲学史上最为难懂的几部著作之一。中国哲学中的诸多概念和范畴并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有明确的界定，同一个名词可能同时具有多种完全不同的含义，而同一种含义又有可能可以由不同的词语表达，这一特点在张载著作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尤其是一些意义相近的概念，更是难以把握其实质含义。比如作为张载哲学核心概念的“太和”“太虚”“太极”等，其具体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令诸多研究者费解，这也是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

5.《易说》与《正蒙》自身形式上的特点也导致了研读的困难。《易说》采用随经作注的方式著成，本身并不是一部行文符合逻辑、独立成文的著作。《正蒙》各篇是张载弟子苏昞编订，所谓“会归义例，略效《论语》《孟子》，篇次章句，以类相从，为十七篇”。即使是“会归义例”“以类相从”，各篇安排确有从天道到人道之意，但既是效《论语》《孟子》，以各篇首句定篇名，而且一篇之内各条之间也缺乏逻辑性的连接，又非张载亲手所定，所以要从中发掘张载思想的深意，亦非易事。

（三）力求能有所创新的方面

1．研究角度。对张载的研究多集中讨论其理学思想，从易学角度着眼进行研究，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在这方面开创了典范，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笔者试图以朱伯崑的研究作为范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张载易学作进一步的探索。

2．理论模式。前人对张载的研究，多以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认识论的模式，将张载思想分割为几部分，然后分别加以论述。这一理论模式显然是深受西方哲学固定模式的影响，自然有其较为成功的方面。笔者试图扬弃这一模式，借鉴其明晰、清楚的有利因素，避免其僵硬、刻板的不利因素，以易学这一核心主线将张载思想贯穿起来，以期较为有效地体现其精神生命和实质内涵。

3．研究方法。对张载的研究，前人或采用历史的方法，或采用逻辑的方法，或者二者相结合，同时大都采用诠释学的方法，以现代的思想理论来对张载思想进行解析。台湾胡元玲的《张载的易学与道学》采用文献学的方法研究张载思想，对笔者有很大的启发，但该书文献学方面成就斐然而思想论述略显薄弱，由此笔者想在运用以上其他研究方法的同时，采用文献与诠释相结合的方法来探究张载易学，以期有所收获。

五 研究方法

（一）诠释学

立足于张载著作，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其著作进行解说、释义、考证，以求理解、探寻张载寓于其中的思想深意，通过这种语言和意义的转换，再现张载的思想世界。

（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以张载的易学思想为基本核心，探究它在易学史、理学史上的发生、根据、发展和经历，对其实质进行具体分析，对其每一发展阶段或环节都能从其典型上进行考察，而后综合起来，把握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

（三）文献与理论相结合

笔者面对的文献有特殊之处，《易说》与《正蒙》不但逻辑上、内容上有紧密联系，甚至文献上也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从文献上统计《正蒙》一书有四分之一与《易说》是相同的，而且这两部著作自身形式也很有特色，这就需要在文献上多下工夫，同时跟理论相结合，以便更好地探究作者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