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 研究背景

人类发展史，是贫穷与富裕交织的历史，财富成为生命质量的重要构成，不平等也成为一条人类难以逾越的鸿沟，贫穷与富裕这两条平行线也一直延续至今。早期的人类社会，物质贫困往往以生命为代价，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有“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之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贫困的代价虽已减轻，不再以饥饿的形式威胁生命延续，但仍以疾病等其他形式对人类生命构成威胁。经济增长也并未彻底消灭贫困，普世物质的丰富，并不意味着贫困的消失，贫穷与富裕依然平行没有交点，二者渐行渐远。2012年7月1日，世界银行第十二任行长金墉履新指出，世界银行致力于人类发展、最贫困国家经济增长驱动以及全世界人民的福祉，其愿景是建立“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可见，世行的目标也仅限于消灭贫困，但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物质财富的增加就万事大吉，我们在关注财富数量增加的同时，更应将财富分布或不平等纳入人类视野，纳入到人类福祉的范畴之中。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而言，最紧迫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严重的资源约束情况下，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以预期寿命、健康状况、营养水平、婴儿和产妇死亡率等衡量的生活质量指标与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高度相关。国家政治不稳定、经济低增长以及贫穷等因素都导致低发展水平，这些因素的乘法效应又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贫困陷阱，贫困的现实促使发展中国家纷纷进行政治或经济改革，以实现经济高增长，并期望贫困状况由此得到实质性改善。事实上，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之间确实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改革也因此被各个国家广泛接受，并将经济改革作为促使经济增长和反贫困战略的理想措施。然而，经济增长经常伴随贫困减少这种结果并不总是表现出一致性，二者之间的联系也可以表现出一种弱联系状况，即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总是导致贫困大幅度下降。此外，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其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也会有很大差异（Kimenyi, 2006）。

改革开放以来，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推动下，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GDP由1980年的4545.6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472881.6亿元，年均增长16.2%，人均GDP也由463元增加到35181元，年均增长15.0%。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困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依据2010年1274元的农村贫困标准，201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下降到2688万人，贫困发生率为2.8%（国家统计局，2011）。在绝对贫困人口数下降的同时，诸多研究表明，中国的相对贫困人口比例却在上升（冯素杰，2006；王卓，2000；陈鸣，2000；等等）。相对贫困人口比例上升，通常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加深。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2003—2012年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基尼系数不仅超过国际上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水平，并且较2000年公布的基尼系数0.412又有所提高。显而易见，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发展，绝对贫困人口大为下降的同时，相对贫困程度却在加深，这意味着中国仍有为数不少的人群并没有充分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

二 问题提出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绝对贫困下降与相对贫困上升这一现象，促使政策制定者在寻求经济发展以面对贫困问题时，必须思考两个关键的政策问题：一是确保经济改革能促进经济增长；二是确保这种经济增长是利贫增长。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必须仔细评估经济改革的建议，他们优先考虑的改革应该是有利于穷人的，否则经济增长将导致相对贫困增加。

以此而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尽管使得绝对贫困发生率得到极大下降，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穷人与富人在享受经济增长益处时是否同步？不同阶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其经济地位有怎样的变迁？由此引申出以下一系列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

1．经济增长的利贫问题。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经济增长是否有利于贫困人群？或者说经济增长是否属于利贫增长，自然成为本书所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有个清醒的认知，也许经济的增长使得绝对贫困人口数快速下降，但相对贫困人口数却反而在上升。

2．贫困的变化中，纯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动的影响程度问题。自Kuznets于1955年首次就经济增长与不平等相互关系进行实证以后，迄今为止，经济增长与不平等的关系依然是社会发展经济学者所争论的话题，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依然没有定论。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三者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复杂，经济的增长可以使得贫困上升或下降，同样，通过收入分配改变也可以使得贫困程度上升或下降。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而言，贫困的变化中，如果相对贫困的上升是由于收入分配恶化的结果，那么，由于收入分配恶化而给中国的贫困变化带来怎样的影响？如果在经济发展中，能保持收入分配的改善，或至少使得收入分配不得以恶化，那么中国的贫困状况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此外，中国的城乡人口在分享经济增长益处时是否存在差异，对于城镇贫困与非贫困人口或农村贫困与非贫困人口而言，经济增长是否有利于所有人群？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利贫有更深入的认知。

3．经济增长的利群问题。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利贫程度的判断，我们能明确经济增长究竟是有利于富人，抑或有利于穷人。那么，倘若经济增长是利富的，则在现实社会中，这种经济增长性质投射于各社会阶层中又有怎样的具体体现，即各社会阶层在经济增长中的受益程度如何？哪些阶层更受益于经济增长？已有研究也显示，中国不同阶层之间存在较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张翼，2009），少数人占有较高比例的全社会财富。然而现有研究仅局限于截面数据分析，缺乏动态研究。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阶层之间的鸿沟是否更加明显，各阶层在经济发展中是否存在俱乐部现象，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于所有的阶层，哪些阶层在经济发展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这些都是本书所思考和力求回答的问题。

4．经济增长的趋同性问题。利贫增长的实质是收入增速问题，已有研究对于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收入趋同问题作了丰富的研究，但本书更为关注的是贫困与非贫困群体之间或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水平是否存在趋同。具体而言，不同地区的贫困人口之间、非贫困人口之间、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之间是否存在收入趋同？不考虑地区属性，不同的社会阶层是否存在单一收入趋同或是俱乐部趋同？如果存在俱乐部趋同，哪些群体属于同一个俱乐部？

5．利贫增长或利群增长的影响因素及其公平性问题。尽管有丰富的研究文献对于收入增长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以截面回归、分类回归或协整分析为主，这只是收入均值的影响因素研究，其刻画的信息有限，难以反映高低收入水平的真实影响因素。因此本书选择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形式，并从各种资本角度进行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不平等问题，已有文献更多地从收入角度研究收入不平等，但从资本不平等角度的研究则相当缺乏。本书在对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在各类资本的占有不平等程度问题进行回答。此外，除了不平等问题为社会所关注外，机会不平等研究也正引起社会和政治学者的关注，近年来，经济学者也展开了机会不公平的定量研究。很自然，本书试图在贫困与非贫困人群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资本不平等研究基础上，对于不同阶层或贫困与非贫困群体之间的机会不平等问题进行研究。

三 研究意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减贫战略似乎是唯一选择，经济发展固然可以使得物质产品得到极大丰富，饥饿、营养不良等绝对贫困现象也可以得到减轻或消除，然而如果将这一思维模式固定，认为分配上的不合理是可接受的，则走入了减贫的单一思维模式。从消除绝对贫困角度而言，经济增长伴随不平等的加深似乎应该为社会所接受。诸多研究也表明，绝对贫困的下降往往伴随着收入分配的恶化。然而，我们不能就此认为，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最优的。事实上，通过收入分配调整依然可以达到同样的减贫效果。对于经济增长体而言，需要实现的是收入分配改善（至少不能恶化）下的经济增长减贫战略，Atkinson（1970）也认为，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更低的收入不平等意味着一个更优的社会形态。

事实上，收入平等恶化使得相对贫困状况加剧，也可能对经济增长本身构成负面影响（Persson, T．和Tabeilini, G., 1994），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李炯，2004）。Ravallion（2001）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减贫与收入分配变化的关系研究也表明，以每天1美元为贫困标准，那些伴随不平等程度下降的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贫困发生率以每年10%的比例下降，而在经济增长伴随不平等程度恶化的国家中，贫困发生率仅仅以每年1%的比例下降。此外，收入不平等更多的是其他要素资源不平等综合影响的结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收入不平等的恶化更多的是由于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所引起的。从这个角度看，研究经济增长中的相对贫困变化，进而判断经济增长的性质究竟是属于利贫抑或利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正经历大的社会变迁，阶层开始分化，不同的阶层在收入、声望、权力等社会资源占有及分配上也有所不同。由于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更多地与身份制、单位制、性质制这三种次级制度有关（张宛丽，2000）。再加上城乡分割等因素，导致社会资源当前在以权力关系、市场交换关系、社会关系网络这三种主要配置模式中（张宛丽，2000），不同阶层对于社会资源的占有也存在一定的不平等。那么，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各阶层的经济地位有无发生根本变化，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程度有无不同，哪些阶层更得益于经济的增长，各阶层对资源占有是否存在不平等，从这个角度看，以阶层视角研究经济增长的利群性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

收入不平等作为经济不平等的度量，已得到学者的广泛研究。然而影响收入水平的主要有客观环境和主观努力水平两类因素，因此，由于主观努力水平差异而造成的收入不平等，不应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Dworkin（1981）和Arneson（1989）等社会学者均认为，经济社会政策应该只需促进机会平等，这相当于补偿那些个人责任以外的非个人责任因素（如环境等）的不平等。社会学者的机会平等思想得到Roemer（1993、1998、2003）等经济学者的重视，收入不平等往往伴随着机会不平等（Hild & Voorhoeve, 2004）。Checchi等（1999）研究也认为，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往往能够促进代际流动，从而降低机会不平等程度。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是否有利于穷人以及有利于哪些阶层，各社会群体的机会是否均等，对于社会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