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海为中心:沪宁、沪杭甬铁路与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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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苏嘉路,贯通了沪杭、京沪两线的苏嘉路在负荷“非常时期” 的使命。列车柯柯柯地前进。车头上那盏大灯不放光明,只在司机室的旁边开亮了一盏小灯,远望如一颗大星。原野昏黑而无际,但伴着列车一路的,却有一条银灰色的带子,这便是运河。而这善良的运河不幸成了敌机寻觅苏嘉路最好的标帜。茅盾:《非常时期(再续)》,《烽火》第15期,1938年5月,第21—22页。后收录于《茅盾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改名为《苏嘉路上》。

 

这是文学家茅盾先生回忆1937年10月淞沪会战时期乘火车离开上海后的经历,而笔者研习历史的兴趣正是起源于1996年6月获知曾经存在“贯通了沪杭、京沪两线” 的苏嘉铁路的那一刻。18年后的今天,笔者将苏嘉一路扩展到京沪、沪杭甬两路,力图探讨铁路在 “非常” 与 “平常”时期的各项使命,并谨以拙著献给苏嘉铁路!

问题缘起

铁路作为工业革命时代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和新的社会生产门类,具有促进产业发展、加速人员流动、重构贸易网络等独特功能,在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那么,这种“重要影响” 究竟有多重要?这个问题摆在了每一个研究铁路经济社会效应指铁路对区域经济社会变迁的作用,而不仅仅是铁路本身在运营过程中所取得的经济效益。的学者面前。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要做到言之有理和避免空洞并不简单。

江沛先生(以下敬称略)已明确指出中国铁路是列强侵略背景下的舶来品,并非完全出自近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内在需求。在铁路建成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线路不成网络,社会经济萧条,战乱破坏以及航运发达等各种制约因素致使许多铁路或难以正常运营,或处于亏损状态,对乡村经济转型、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有限。正是基于以上历史事实,所以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避免过分强调现代化初期铁路对经济社会变迁的意义,而应既注意到铁路对于经济社会变革的深刻价值,又要将其置于历史场景中去客观评述和把握。江沛:《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综述及展望:1979—2009》,载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25页。

要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不宜直接通过比照铁路通车前后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来论证铁路发挥了多大作用抑或究竟有无作用,而应该先深入解析铁路的经济社会效应是怎样产生和变化的,在此基础上再来探讨“重要影响” 的深度与广度。简言之,拙著希望通过研究铁路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来讨论铁路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长江三角洲地区即铁路沿线的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杭州、嘉兴、绍兴、宁波以及非沿线的扬州、南通、湖州等,因此与学界常用的“江南” 并不完全吻合。是中国铁路的发源地——1867年英国一公司首次确定了上海至苏州铁路的走向,1876年作为 “近代中国第一路” 的吴淞铁路开通运营。而区域内最重要的是1897年开工、1909年基本建成的沪宁、沪杭甬铁路沪宁铁路西起南京下关,东至上海北站,再由淞沪支线通往吴淞,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的1928年改称为京沪铁路,20世纪30年代又建成了下关至浦口的铁路轮渡工程以及南京市内的京市铁路南延伸段,分别与津浦铁路与江南铁路(南京至芜湖)相连;沪杭甬铁路北起上海南站(有联络线与沪宁铁路相连),南讫杭州闸口,支线通向拱宸桥。杭州至宁波段最初仅建成曹娥江至宁波一段,未与沪杭段相连。抗战前,国民政府出于战备考虑兴建了钱塘江大桥衔接浙赣铁路,完成了连接两路、绕开上海的苏嘉铁路,淞沪会战期间杭州至曹娥江西岸段得以贯通。(以下简称 “两路”),它们将上海与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长三角地区的主要城镇连接起来,对抗战爆发前长三角区域的经济社会变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据笔者目力所及,中外学界尚缺乏一部具有学术关怀的专题研究论著,补充此项课题的研究能进一步推动江南史、上海史的深入发展。在长三角区域和城市轨道交通不断发展的今天,该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再从学术关怀的角度而言,既有研究表明诱发近代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变迁的交通主导力量当属外海与内河的水路运输,铁路运输只是处于从属地位,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齐鲁书社2005年版;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第三章,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这一点与华北铁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参见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台北)“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熊亚平《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1880—1937)》,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笔者对此并不否认,问题是铁路交通除了作为运输工具外,还以建筑工程的形式横亘在区域内。因此在水网密布、传统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铁路交通在近代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还扮演了哪些的角色?在不同时段又具有哪些不同的特征和效应?尤其是铁路的工程建设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有待于进行开拓性研究的问题,而拙著的研究意义尚不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