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访熊猫之乡

一九八〇年五月至六月

小径一路向上，通往一座山脊，俯瞰可见春天的土豆地和玉米地，渐渐地皮条河只剩一缕淙淙水声，四周全是耸入灰蒙蒙天空的山峰。小径两旁是密生的杂草。我们不时停步欣赏银莲花（anemone）、酢浆草（wood sorrel）或其他野花，记录盛开的淡紫色杜鹃花，检视阴影中冒出来的拇指般粗细的竹笋。去年的青杠果壳散落地上，满布尖刺的外形活像一群小刺猬。头上的桦树和枞树间，传来四声杜鹃（Himalayan cuckoo）甜美的咕咕叫声。

翻译刘延英指着山谷说：“看啊，那就是卧着的龙了。”我们叫她小刘。小刘是我们和同行上山的二十一个中国人沟通的桥梁。龙首倚着一片有零星村舍的山脚，龙尾则迤逦直上云间。山里到处都是龙——蜿蜒的河流、茅屋里升起的炊烟、曲折的山峦——这座山峰还真像一头冻结在时间里的巨兽。相传，很久以前，一条龙飞经这座山脉，爱上了这儿的美景，决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它到现在还没走，卧龙一地也因此得名。龙是祥瑞之物，象征福气和长寿。卧龙似乎是个吉祥的地方。

山顶上有块跟一个房间差不多大的平地。杜鹃树上钉着一块牌子，写着“迎宾路”。我们在这儿会合，爬了一大段陡峭的山路，在松竹荫下喘口气，风里透着早春的凉意。公安、官员、记者、生物学家加上一位医生等人，齐齐出来迎接四个外国人。我们到了林子的边缘，是数十年来第一批来到大熊猫国度的西方人。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有史以来第一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邀前来的外国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熊猫探险队，都趁着时局动乱、战争和贪污之便，捕杀了大量动物。我们这个小小的代表团的领队是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爵士，这位集作家、艺术家及WWF主席于一身的二十世纪环境保护运动巨人，已经在一九八九年去世。彼得爵士能到场可说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二十年前，他挑选熊猫作WWF的象征，而且亲手设计了引人注目的熊猫标志。他的夫人菲莉珀（Phillippa Scott）陪他前来，还有一位是以香港为根据地的记者南希·纳什，她热心保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与WWF的第一次接触就是她促成的。

我们沿着林木葱茏的山坡走进臭水沟（本地方言里“沟”就是山谷），一座包围在崇山峻岭中的小河谷。我看看四周的地形，虽然崎岖，倒也不难走，不禁松了一口气。昨天，刚进入卧龙时，道路在峡谷之上盘旋好几英里，清碧的激流冲刷着河中巨石，云雾盘绕在巉岩上。一片片森林有时在山坡，有时在山顶：高山流水，正是中国式理想风景。景致固然壮丽，但也令人却步，这种地方几乎不可能开展野外工作。我们排成一列纵队行进，软土上听不见脚步声，大家都压低声音，仿佛到了一个神圣的地方。路旁有两个浅绿色的锥形物体，大约六英寸长，两英寸宽。熊猫粪便！我跪下，把其中一团捧在手中，里面有未消化的竹屑，排列得整整齐齐，被黏液胶合在一起；闻起来有新修剪青草的甜美香气。我小心地把这脆弱的宝贝交给彼得爵士，所有其他人都聚拢来看我们这么如获至宝的是在干什么。我们相顾微笑，高兴得完全没想到主人家看我们以玩弄粪便为乐，会作何感想。这是值得回忆的一天，彼得爵士用英国人那种轻描淡写的口吻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对吧？”

现在，中国顶呱呱的熊猫专家胡锦矗教授成了我们的向导。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熊猫，两年前在臭水沟成立了五一棚研究基地。他年纪比我略长，中等身材、圆脸、一头根根竖立的短发。我们默默地评估对方的工作精神和对工作投入的程度，因为我们即将分担熊猫研究的责任。但我除了他态度和气、出于紧张而一直微笑之外，看不出什么名堂。他指给我们看一棵松树，被熊猫抓过，并啃掉一块树皮，留下一个淌着树汁的伤口。再向前，竹丛中一小片空地上有一堆笋壳。曾有只熊猫坐在这儿，剥掉壳，享用美味多汁的笋肉；附近有湿答答的浅色粪便和嚼剩的笋渣。下山往左，草木折断处显示动物经过的痕迹。胡锦矗说：“大熊猫！”用的是中文。他笑一声，沿着那条小径往前走，用手臂拨开挡路的竹枝，我们对熊猫留下的踪迹这么感兴趣，显然令他很高兴。他很快就发现一个地方，有熊猫在这儿咬断两根竹茎，吃了几口，就把多叶的上段扔了。我不懂，为什么熊猫不喜欢吃叶子，宁可吃坚硬的竹茎？

我们检视剩下的竹子时，王梦虎问：“这是研究熊猫最好的地点吗？”他曾告诉我们，他觉得他的名字注定他这辈子要跟野生生物打交道。他负责林业部自然保护处，兼管熊猫保护。这个四十多岁的小个子，眼睛总是笑眯眯的，发量略薄，有发号施令的天才，他热切地等我们回答。

我说：“我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来过这儿。必须多调查几个地方，才能决定哪儿是最好的研究地点。”虽然王梦虎显然懂一点英文，还是由小刘翻译给他听。

王梦虎神秘一笑，说：“我国有句老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后来我们循原路下山时，开心得差一点忍不住狂奔下去。通过皮条河上摇摇晃晃的吊桥，就回到等在村子里的车上。保护区总部设在几英里外，山谷中一个宽阔的转弯处。这堆盖得毫无章法的水泥大房子，在一九七五年成立保护区之前，本是几千名伐木工人的宿舍。最近才把其中一幢房子的一层楼改装成客房和一间大会议室。

中国所有的会议室都一模一样；墙边排满一大堆椅子和沙发，伸手可及处一定有小茶几，放好了热水瓶和喝绿茶用的瓷盖杯。官员花大量的时间开会，检讨职责；政府已经认为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倾向”，有碍生产力。我对各式各样的会议一向尽力容忍，但自从五月二日抵达中国开始，纳什和我（彼得爵士夫妇到成都才跟我们会合）都已经开会开伤了。

讨论中国的自然保护就开了一整天的会。王梦虎告诉我们，第一个保护区在一九五八年成立，第一个熊猫保护区在一九六三年成立；目前有超过六十个保护区，到一九八五年会发展成二百五十个，可占全中国土地约百分之一。大多数熊猫保护区都由各省自行管理，但有三个例外，由中央政府直辖，卧龙是其中之一。熊猫保护区一共已花了一千四百二十七万人民币（合九百五十万美元），王梦虎强调，这数字到一九八五年会增为三倍。

还有一天我们听科学院的哺乳动物学家朱靖，检讨中国人过去所做的熊猫研究。彭鸿绶曾在一九四〇年沿熊猫分布区的北缘做过一项栖息地调查。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有两位科学家调查过王朗保护区的熊猫数量，但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一九七五年四月底和一九七六年五月初，约三千人奉命上山，以三天的时间调查熊猫数量和分布情况。结果显示，只有六个不相连的山区，总面积约一万二千平方英里，还有熊猫生存。估计在陕西有一两百头、甘肃约一百头、四川约八百头，总共约一千一百头熊猫存活。

植物研究所有一场会议介绍竹子生态的背景知识。会后王梦虎向我们简报前一年跟WWF初步会谈的情形。接着是连续两天有关“为保护大熊猫成立研究中心协议书”的讨论。穿插在会议之间则是观光长城、紫禁城、北京动物园及其他景点的活动。这些活动都很悠闲，以互相熟悉、建立感情、评估发展长期友谊的可能性为宗旨。那天在臭水沟，王梦虎很轻松地对我说：“你在别的地方过了半辈子，现在下半辈子要在中国过了。”

卧龙的云层又低又密，我们入山第二天就开始下雨。又要开会。这次的会跟保护区有关。我们听说，目前已记录了九十六种哺乳类、两百三十种鸟类、二十种爬行类、十四种两栖类。其中熊猫、金丝猴（golden monkey）、白唇鹿（white-lipped deer）以及羚牛（takin）都名列中国一级重点保护物种名录，直属中央政府管辖。卧龙总部海拔六千五百英尺，每年平均降雨量四十英寸，平均湿度百分之八十；一年只有一百八十天无霜期。据说当地人对熊猫很友善：一九七八年十月，有一头患病的熊猫跑到一个公社去，人们喂了它三天糖和稀饭，直到它康复回森林去为止。

接二连三的会议，源源不断的资讯，最大的作用无非是强调过去已做了很多研究，正如王梦虎所指出的，他们主要是希望WWF履行前一年的协议，成立一个研究中心。换言之，看在研究中心分上，中国人可以容忍一两个外国生物学家。但我私下的结论却非如此：详尽的野外工作几乎不存在，研究中心也没有必要。我记得前几天拜访五一棚时，我要求看上一个月的全套熊猫研究记录。我想知道工作小组记录了什么样的资料。他们翻了半天，最后有人拿出一张薄得像卫生纸的文件。我说：“不对，不对，我要看整个月的资料，不只是今天的。”出现了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那张纸就是一个月的工作成果。

那天下午，我们参观了从总部大约再向谷底走五英里的核桃坪。这是预定建立研究中心的地点。河流贴着山阴，一侧是林木茂密的山坡；一侧是倾斜的峭壁。既然所有的化学分析都可以就近送到成都的大学和实验室去做，为什么还要在一个偏远阴冷的山谷里，利用河岸上狭小的空间，挤下一两个研究中心？为什么不把总部空下的房舍，改建一幢当作办公室、图书馆、植物标本室等？我还以为西方逻辑跟中国逻辑相通，未免有些天真了。

雨又下了一夜，直到早晨。但在我们翻上峡谷进入臭水沟隔壁的英雄沟后，天色渐渐开朗。原本用来运木材的小径，穿过三个山洞。不久峡谷展开，进入山谷，我们来到了还没有成功繁殖记录的熊猫繁殖场。熊猫被关在四面通风的棚屋里，用铁栏隔成许多空荡荡的小间。在沿着山坡灌入峡谷的冷风中，七头熊猫瑟缩成一团。户外的园子里种了一些植物，也包括竹子，但显然不是给熊猫享用的。

这景象使我很不愉快。连日来我们一直听说熊猫是多么珍贵，中国人多么以它们为荣。虽然七十年代政府曾经把熊猫当作外交礼物，一对对送给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墨西哥和朝鲜示好。全世界的动物园都抢着要熊猫；一家美国动物园甚至愿意用一千头霍斯坦（Holstein）母牛换一对熊猫。我想，我的一大任务就是整顿这个地方，使熊猫生活得舒适，引进新的管理办法。我心里只想到熊猫，全然不知西方一厢情愿、凡事求进步求改变的态度，会跟当地根深蒂固的惯性发生冲突，在他们看来努力工作也不会有什么作用。

不过，当管理员领出两头七八个月大的熊猫宝宝时，我对繁殖场的坏印象一扫而空。它们体重约三十磅，只要对那猫爪般锋利的玛瑙色小钩爪当心一点，还可以抱在怀里玩。大多数哺乳类都不引人注目；但熊猫不然。这两个小家伙不但具备这一物种与生俱来的魅力，更多了一分惹人怜爱的柔弱。那双充满渴望的眼睛周围的黑圈，尤其带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人性特质。我尝试对它们持客观的态度，我告诉自己，要是它们全身漆黑，像黑熊一样，就不会有人把它们当一回事了。但它们仍然是我所见过最讨人喜欢的动物。

第二天，我们开车上山顶，云雾后的景致美得令人喘不过气。那是我们在卧龙的最后一天，当天晚上有一场饯别宴。传统大菜川流不息，先冷盘，再热炒，很多菜都加了红辣椒提味：豆腐、炒肉、虾仁、蒸鱼，早在上最后一道汤之前，大家就已经吃撑了。我们照礼俗一对一敬酒，喝了啤酒、甜津津的红酒、白酒。吃了又喝，喝了又吃。干杯是一种仪式，主人在敬酒时要引用一大串的成语，称颂我们的友谊与合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新朋很快成老友”、“合作共事”，每个人都要说几句。我在笔记中记道：“过去的西方探险队来这儿射杀熊猫，把它们带出中国。WWF不同。它来此提供协助，确保熊猫能留在它们的故乡。”

四川的知名画家邱笑秋也参加了这次宴会。中国画家往往以擅长画一种题材甚至一种动物见称。身材矮小、戴着厚镜片、仿佛经常在做白日梦的邱笑秋，专长是画熊猫。那天下午，他当众挥毫，不消几笔，熊猫就在宣纸上活灵活现，腿、耳、眼与拱背俱全，心满意足地靠着一丛竹子休息。邱笑秋把这幅画题字送给我，盖上私章，庄严地交到我手上。我们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幅画。熊猫在艺术中和在现实中一样，鲜明、单纯而赏心悦目，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九五〇年以前，几乎没有人画熊猫。国画中虽然多花鸟虫鱼、珍禽异兽，但古画和壁画中都没见过熊猫。龟象征智慧、鹤代表长寿、蝙蝠是福、老虎勇武、鹿禄同音，可是熊猫不给人这方面的联想；中国历史上没有关于它的神话或寓言。或许因为它习惯躲在竹子后面，遗世独立，所以登不上百兽图。它是幻想的动物，尤甚于龙。

按照中国传统，盛会上都要做诗纪念。邱笑秋在宴会上吟道：“九天神龙下凡间，极乐世界爱自然。”

“他是佛教徒！”南希夸张地惊呼。

小刘很严肃地纠正她：“他不是佛教徒，他是马列主义的信徒。”把我们拉回到现在。

 

WWF会介入熊猫项目，是出于一场偶发的意外。一九七九年，该组织的瑞士总部雇用南希担任三个月的公关顾问。

有一天南希问：“既然你们用熊猫作标志，为什么不跟中国联络，合作研究熊猫？”

人家告诉她：“我们试过，不可能。”

“我试试好吗？”

“好啊。”他们答。

她以一贯的进取精神，拟了一份计划书，建议WWF和有关中方机构会面，讨论在中国境内联手推动保护工作的最佳策略。这份计划书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送抵北京。也算因缘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一年刚宣布农业、工业、国防、科学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务实打倒了国内的封闭倾向。中国人向以天朝数世纪的荣光为豪，对围伺的粗鄙文化视若无睹；但如今他们需要技术。中国人同意WWF来访。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WWF的代表，包括彼得·斯科特爵士、李·塔尔博特（Lee Talbot）、公关主任戴维·米切尔（David Mitchell）、南希、秘书长查尔斯·德黑斯（Charles de Haes）一行访问中国。他们提到很多保护问题。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由双方各派三个代表，每年聚会一次。还签署一份备忘录，协议建立一个“大熊猫保护项目，并兴建熊猫研究中心，对熊猫生态做有系统的研究”。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也埋下了日后严重误会的种子，差一点导致熊猫项目胎死腹中。WWF签署备忘录，等于同意成立研究中心，却没有深究其中的意义。中方指派林业部、中国科学院以及国家环保局的前身国务院环保办公室共同负责这一项目，这实在是有欠考虑。中国人主要依赖个人和家庭，对工作和单位并不那么热忱，所有事务更是靠关系而不是靠责任感推动。结果各个单位若没有领导下令，就各自为政，互相竞争而不合作。中国人称之为“婆婆太多”，这正是熊猫项目面临的困境。

 

快乐的背后都有阴影。经过三个星期愉快的宴饮和旅游，我们享受了无微不至的款待。回到北京，在北京饭店一个房间里，我们开始就这一项目展开严肃的谈判。王梦虎花了好几个小时，巨细靡遗地介绍他的最高优先考虑——研究中心。

“研究实验室占地八百平方米，有二十个房间。建筑费大约是每平方米二百五十元人民币……宿舍占地一千六百平方米，副教授宿舍是七十平方米，技术员三十平方米，一共大约三十名科学家和技术员……户外围场十公顷，容纳二十头熊猫。需要长五公里、高三米的围篱；需要二千五百根柱子，每根柱子十元……研究实验室设在河的一边，熊猫围场在另一边。桥梁建筑费三十万元……还需要建一座二百五十千瓦的水力发电厂。”

他滔滔不绝，我们大吃一惊。全部建筑费用高达二百万美元。把熊猫抓来圈养有其好处，至少可以关闭英雄沟那个不人道的监牢。但是大型实验室跟熊猫保护有什么关系？更何况，我觉得这个计划本末倒置：中国人还没有谈要做什么样的研究，就已经决定要多大的楼板空间和多少名技术人员。我当时还不了解，在中国，建筑物的大小无论有多不合时宜，都代表了一个项目的重要性。

彼得爵士最终答复说：“主要的长程目标是防范熊猫数量因栖息地遭到破坏而继续减少，并通过野外调查与圈养繁殖，增加它们的数量。人工圈养的目标是释放熊猫回到大自然，或送往动物园，使人不需要再捕捉野生熊猫。”他指出保护区的重要性，建议通过缩小户外围场等方式，减少该项目的花费。圈养繁殖值得考虑，但实验室几乎没有必要。彼得爵士的结论是：“重点应放在野外工作上。”

一心为中国着想的王梦虎，重述了他刚才说过的话。他忽而口若悬河，忽而谦逊，忽而机智，忽而充满攻击性，忽而态度平和，他既表演给我们看，也表演给他的同事看。“我们需要研究中心协调所有与熊猫有关的工作……第一步就是成立研究中心。”他的意思很清楚：没有研究中心，就没有熊猫项目。

彼得爵士说：“WWF向公众募款。我们不是银行。公众不喜欢花钱买设备。就目前的状况，我们无法同意支付重大建设工程。”

会谈在紧张的局面下告一段落。

WWF满怀浪漫天真幻想，展开这一项目。外国商人到中国，追求的是市场；传教士到中国，追求的是灵魂。与此相较，WWF自命是为了全然无私的目标前来。难道保护熊猫的共同理想还不够？其他国家都感激涕零地接受了基金会提供的任何经费与设备。中国人却向来认定，外国人不论送来礼物或夺取东西，都没怀着好意。中国人不会把实际利害跟其他目的混为一谈。总而言之，WWF必须准备迎接艰苦的谈判。

WWF没有自己的翻译员，没有人来解释立场上的微妙细节，捕捉弦外之音，制造好印象。相反，它一切倚赖环保办公室的马焕琴。马小姐个性乐观，经常面带笑容，她有促成合作的诚意，但她当然站在中国那一边。为了推动我们的工作，她甚至放弃了休息时间，长达两小时的午休是一项不无价值却罕见成效的中式习惯；在深夜会谈期间，她还帮忙翻译我们写的文档。但翻译的工作繁重，她翻出来的东西，有时引起困扰和令人头疼的误会。事后看来，WWF一直犯的错误，就是派高层人员去谈判微不足道的事。中方出面协商的却都是中级官员。那段日子里，王梦虎的直属上司从未在会谈中露过面，多年来，我不曾接触到林业部的高层领导。高层人员参与谈判，万一要打退堂鼓，不免丢面子，也不方便诿过或延迟决策。WWF派出不带个人色彩的执行委员，效果显然不佳。

彼得爵士离开中国前，只剩两天来讨论和安排研究中心这个复杂的问题。中国人很巧妙地利用时间压力来影响WWF，这是谈判的高招。他们知道，WWF迫切希望把这个计划放在一九八一年的二十周年纪念活动里；他们知道，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副总理方毅原则上同意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一个熊猫研究计划后，WWF就很担心，第一个研究其象征物的机会将被别的机构捷足先登；他们也知道，彼得爵士若不能当下谈妥协议，这一项目就必须搁置，同时取消募捐活动，其他计划也会受干扰。形势所迫，WWF唯有硬着头皮向前冲，没法子停下来衡量目标。匆匆决定，慢慢后悔。正好王梦虎在另一个场合引了一句成语“骑虎难下”，我们就是被他逼到这样的处境。

下一次会谈全部用来讨论财务。王梦虎说：“中国方面要知道，基金会能提供全部建设经费的几成，因为所有项目都必须交一份书面计划给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计划中要包括目标、规模、费用、建设进度表……我们必须先知道基金会的捐款数字，才能提交计划。”

他要知道金额，就在今天。

会上有一个苍白而沉默的官员，他的主要作用似乎就是在旁喃喃抱怨：“我们不需要外国人帮忙，我们可以自己来。”对我们造成无形的压力。他好像很了解南希听得懂中文。

彼得爵士答复：“基金会现在没有钱可以提供给这一工程。我们为熊猫募得的款项，或许有一成，最多不超过四分之一，可以用在建设方面。”

如此含糊的数字当然不能令中国人满意。王梦虎建议WWF负担一半的建设费。彼得爵士则要求把研究中心的费用削减到一百万美元。中国人对他们要的东西了若指掌；WWF根本没有设下底线，这在谈判中是一大败笔。

那天晚上，彼得爵士打电话到瑞士给德黑斯。不知何故，听筒里传来的声音经过放大，房里每个人都听得见。

德黑斯说：“一百万美元吓不倒我，两百万也无所谓。”

现在熊猫项目可以顺利达成协议，我们都很高兴。德黑斯代表WWF做出承诺，研究中心可以实现了。

第二天早晨，彼得爵士在会中首先发言：“我们承认为了保护大熊猫，有必要成立研究中心……基金会准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一百万美元……这笔款项还不包括设备、野外调查的开销、海外出差及其他费用。”

我预期看到愉快的笑容，或至少明显松了一口气的表情。但王梦虎、胡锦矗、马焕琴还有其他人都只是无动于衷的坐着。只有小麻雀似的小于有明显的反应：她的笔停在笔记本上，没有像往常那样忙着记录别人的话。

王梦虎简短地回答：“一百万美元是很好，可是什么时候送到呢？”就事论事，在商言商。

财务问题大致谈妥，现在中国人要一个行动计划，一套建设进度表，以及未来五年对野生及圈养熊猫的研究进度表。第二天早晨之前，彼得爵士、南希和我边谈边写，忙到夜深。南希还为计划的各项草稿做了录入。

彼得爵士离开北京后，南希和我又花了四天，敲定所有的细节。中国人把我们的英文稿拿去，粗略地翻成中文，再把它译回英文，这么一来，很多句子都变得不忍卒读。我们逐字逐句地对照草稿，每个人都在为文字隐含的意义争执。我们还以为在做定稿，但政府机构中更核心的人还要做进一步的修改，有时令人不解，有时暗藏心机。例如，WWF已经同意提供一百万美元的建设经费；有人把句子改为“至少一百万美元”。这些花样使我提高警觉。

其他问题也需要考虑。我们亟须一位管理圈养动物的专家，并与本地建筑师合作，设计研究中心，WWF特别要求，在签署行动计划前，这项设计一定要先经其核准。建筑物是传统中国式，有相传可避邪的弧形飞檐（因为鬼魅只会走直线）。纽约动物学会会长威廉·康韦很乐意帮忙，但他需要签证。中国人碰到有必要时，行动都很快，这次是新华社记者王金鹤（Wang Jinhe）帮了大忙，他曾经来开过几次会。签证很快下来。我到成都接比尔。我们一块儿在卧龙待了几天。最后决定繁殖场要附设检疫处、育婴房、维修处以及数个供熊猫个别居住的围场。每个围场里有一间遮风挡雨的小屋，给熊猫隐私，还有一个户外活动的院子，通过一个长条围场跟其他院子相连。如此，雌体发情时就可以跟每一头跃跃欲试的雄体接触，反之亦然，让熊猫自行挑选中意的伴侣。

我的行事历上还有一件事。行动计划中列出，我在卧龙的工作始于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顶着一头稀疏白发、态度保守而谨慎的张树忠曾暗示，卧龙的生活对外国妇女可能太过艰苦。中国人总避免直接谈不愉快的事，但他的意思很清楚：我太太凯不受欢迎。我已经知道，在正式会议中花大量时间谈这类问题不会有什么结果，即使最单纯的事，放在十多种不同观点下检视，也会变得复杂到不可开交。所以我只私下告诉王梦虎，没有凯，我就不会在中国工作。他了解我的坚持之后，传话给我说，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解决。

行动计划完成，会也开完了。康韦在致德黑斯的信中，对这项协议的广泛影响做了评估说：“显然WWF做了一笔好交易。投资在大熊猫研究以及相关计划上的钱，即使增加到数百万（我希望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比起这项计划对唤醒全球保护意识的效果，简直不值一提，太划得来了……WWF到目前为止所做的一切，若论在野生动物保护上的价值，都不及这次的计划那么具有国际性。”

协议书及行动计划由环保办公室主任李朝波和WWF总裁约翰·劳登（John Loudon）于一九八〇年六月三十日在荷兰签署。开宗明义就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环境科学协会与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公认，大熊猫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国宝，也是一项与全世界人类息息相关的珍贵自然遗产。它具有无与伦比的科学、经济与文化价值。

 

我们不久就发现，签署协议并不意味着协商的结束，而只是个开始——严重的问题还在后头。尽管如此，半年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我还是回到卧龙，跟胡锦矗一起开始对熊猫做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