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城市群视野下的大学群发展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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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本章关键词:大学群;城市群;选题缘起;研究对象;研究意义;文献述评;研究思路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知识创新是当今世界各国软硬实力竞争与发展的关键,大学,特别是城市群地域大学群成为这其中的焦点。胡锦涛在清华百年校庆时强调指出,“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1-10-03]. http://www.gov.cn/ldhd/2011-04/24/content1851436.htm.奥巴马在得克萨斯大学演讲时说道:美国要制衡中印,教育是重要一环,而且在美国历史上每一个关口,美国人民生活中都要“以教育为本”才能前行。他还特别告诫美国人:未来属于那些能够为其公民提供最好教育的国家。所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的战略资源,“不仅要为民族国家的行政和经济利益服务,而且要成为发展民族身份的重要方面,不仅要成为国家的一个工具,而且要成为社会的灵魂和人民大众的有机组成部分。”克拉克·克尔. 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0.这些论断都是非常现实的,而做强城市群地域大学群就是这“现实中的现实”。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美国最近采取了学贷大变革,目的要“让每一个美国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印度教育经费投入计划要从占GDP比重 5%向6%努力;韩国实施高等教育“卓越发展计划”;英国高等教育实行新改革计划——“更高的雄心: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的未来”——有800年高等教育发展史的英国首次明确地把大学置于保障国家经济复苏和长期繁荣的核心地位。我国建设“211工程”和“985工程”高校,也在努力追赶世界一流大学。这一切都昭示着现代高等教育是现代社会发展引擎和母机,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共识。

在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关键期,我国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和重视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而值得庆幸的是我国高等教育历经百年探索和奋争,终于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我国高等教育将进入追踪和自主并重的发展时期”,站在了从高等教育大国向强国发展的新起点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又及时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新目标,这是我国高等教育从大国向强国进军的指导性文件,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响应。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质量是生命线,整体做强是关键(如图1.1所示)。

图1.1 我国城市群与大学群协调发展关系

可是,我国高等教育如何才能配合“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而整体做强,如何进一步提升国家发展对本土高等教育的依存度呢?这些正是本书思索“怎样发展和做强城市群地域大学群”的问题起点和要努力探索的答案。除了要解决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工作抓手的原因以外,探究以城市群为基础的大学群发展政策,还有其他几点原因:

第一,国家核心竞争力需要城市群与大学群合作发展。从世界历史来看,城市自诞生以来一直扮演着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核心区角色。“二战”后,科技经济与管理推动城市分工发展和空间布局连绵化,于是,城市群成为国家发展中心和引擎,发展城市群成为国家要务。在对城市群调查研究中惊奇地发现,大学群总是与城市群相生相伴、相互辅弼。城市群分散分布在沿海和内陆各地,对周边社会繁荣有辐射带动作用。可以说把握住城市群就是抓住了国家核心竞争的关键,城市群是国家发展重心和发动机,城市群地域大学群是国家高等教育的重心和发动机。这“两大引擎”在城市群地域上合为一体,相当于把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两个关键要素双双落到了实处。

第二,做强城市群地域大学群有利于我国宏观国土空间形成地缘性的整体均衡创新发展态势。大学群多极平行发展,有利于从国家地缘战略上整体实现科教强盛国家,用科技和人才手段尽快缩小我国“四大板块”差距,缩小“东中西”部差距,“优势优先发展”带动“整体均衡发展”,用“小极化,大均衡”, “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策略,根据质量关系理论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马丁·特罗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提出了“量变先于质变”的理论判断。中国教育家潘懋元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在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进程中,存在一个质的局部变化先于量的总体达标的‘过渡阶段’”。和创新型国家。从而使大学群与城市群科学、协调发展、一体化发展和集聚—溢出辐射影响周边地区创新发展,用分散的多极化创新发展手段推动国家宏观整体均衡强盛,用城市群与大学群二者结合发展手段先缩小东中西部城市群创新发展能力差距,从而缩小东中西部大板块之间的整体差距。

第三,城市群正在打造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新版图,而城市群大学有组织地集群发展却尚未起步。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发展,我国确立了既避免完全市场化自由垄断竞争又避免了单一片面计划的有我国特色的稳健的市场经济体制,1998和2008两次经济危机都证明了我国新经济体制鲜活强大的生命力。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城镇居住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49.7%,而25个城市群2009年经济总量占全国的97%,这足见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主体,正在打造我国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发展的新版图,这也是我国学者和政治家们所公认的,基于此才有2008年以来中央对城市群发展规划的连续和高密度批复出台(见表1.1)。这使我国城市群对大学群的合作需求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可是我国与城市群相匹配的20多个大学群(大学和在校生数量都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无论在历史上它们是什么原因和背景下形成的,目前基本都保持在“自然集合体”的沉寂状态,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化发展形态,这与我国快速崛起的城市群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如果持续下去,或许会成为阻遏城市群发展的瓶颈,所以推动城市群地域大学群组织化整体发展是本研究一个重要目的。

表1.1 国务院最新密集批复的城市群发展规划

第四,大学集群发展是对我国高等教育“集权—分权”改革有益的新探索。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管理的普遍共识是:无论单一集权制或单一分权制各自都存在一定弊端,促进二者有机结合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普遍努力方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文件,简政放权,开始了向集权与分权机制相结合的转型历程,促进大学与地方合作发展。为了减少改革代价,避免以往发生的“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现象重演,在分权改革不动摇的前提下,把握集权、分权内容和恰度就格外重要,城市群大学以“共同体”方式谋发展,把城市群大学变成一体化组织,这毫无疑问是在中央和省“两级管理”中增加了新内容,城市群大学作为“块状组织体”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集权—分权”改革管理的新课题。

总之,城市群地域大学群对城市群发展有可持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政治功能主要表现在传播思想,造就政治人才,提供管理智慧;经济功能表现在区域科技贡献、人力贡献和直接的商业消费;文化功能表现在继承传播、创新扶植新文化和国际文化本土化。李国杰,关嘉.区域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标志研究[J].辽宁教育研究,2007(9):60-63.美国大学与城市群合作最初也只是着眼于经济,后来逐渐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转向,并且服务状态逐渐由松散转向紧密而务实,大学担负社区发展责任的态度也日渐积极主动。本研究正是出于对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工作抓手问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把握问题、缩小东中西部差距国家整体均衡强盛问题以及如何打破各省高等教育“块块分割”发展等诸多问题的解决路径的思索,才确定了对城市群地域大学群发展理论与政策展开研究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