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城市群地域大学群发展的基本途径

本章关键词：大学群；自然集合体；组织共同体；组织动力；组织模式

 

大学群发展效率的提高首先要把大学群从原始的自然群体状态，通过人为的管理干预，使之成为整体发展组织。这样，大学群就可以成为纵向连接中央政府和大学，横向连接各省市政府及城市群众多大学，使国家、大学群、城市群和大学利益协调发展。

第一节 城市群地域大学群从自然集合体向组织共同体的转变

大学群与城市群通常是相辅相成、耦合发展的。但一般来说，大学群最初都是随着城市规模、经济规模及人口规模的扩大而大学数量日渐增长，是以自然集聚状态成长起来的。我国大学群历经100多年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大学群雏形，但基本处于“自然集合体”状态，自然状态下的大学群已经无法适应我国现代城市群和主体功能区战略下的非资源型经济发展需求，如何推动和加快我国大学群从“自然集合体”向“组织共同体”，从低级向高级状态转变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发展问题。

一、我国城市群地域大学群发展形成的历史原因

（一）国防政策驱动大学集群

1840—1945年间，我国屡遭外敌入侵，大规模战争就发生过7次，平均每不到15年，中国人民就要进行一场卫国战争，我国高等教育正是在这样的民族危弱之际，为“师夷之长”而诞生的，国防事业成为推动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兴起的重要原因。总结起来，历史上有过三个国防战略推动大学群形成的关键期。

一是洋务运动大量兴办军事学堂时期。1862—1904年的40余年间，清政府共创办了37所洋务学堂，其中尤以军事学堂为多，至少有18所，占总数的49％以上，主要分布在天津、上海、广州等东部、南部中心城市。这些军事学校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大学集群的最初细胞，以它们为中心汇聚创建了兼顾战备和民生发展的应用技术学堂，许多大型企业都开办了技术培训学堂，1895年盛宣怀正是为了矫正企业分散办学的不足而创办了我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所以，以国防学校为内核，我国大学开始了集群发展的旅程。

二是抗日战争时期东部大学向西部集中内迁。1937年 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我国有80多所大学陆续迁往中、西部内地，占当时全国大学总数的74％。主要聚集在四川（52所）、贵州（8所）、陕西（7所）、云南（7所）等省。当时内迁的大学肩负“保存国家后生力量”和“提高西部高等教育水平”的双重使命，它们成为西部高等教育的播火者。战后回迁时，部分大学留在了西部，使我国西部产生了大学集中区。与战前相比，四川净增大学20所（主要分布在成都和重庆），云南、贵州、甘肃都分别由战前的2所发展到10所。

三是“大三线建设”时期东部大学再度内迁。20世纪60—80年代，为了保卫新中国革命果实，防备敌人大规模反扑，中央政府决定实行以国防为重心的“大三线”建设工程。为配合“三线”建设，除了一线产业向三线内迁以外，东部地区大学也向中、西部“三线”地区转移，具体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和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后方省区。“三线建设”促成了一批中、西部新大学群，如川渝、武汉、长沙、西安、太原等，打破了解放后我国大学仅仅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零星几座城市的局面，而是以政府组织的力量向中、西部扩散，使我国大学群的均衡分布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二）经济驱动大学集群

我国经济对大学集群发展的驱动，与西方长期的市场经济影响不同，我国大学集群身受“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营养滋润。

一是计划经济驱动大学集群。我国近现代大学主要创建在东部沿海的上海、北京等有限几座城市，新中国成立后，适应国家发展需要，为调配各省高等教育分布不均衡状况，1952年、1955—1956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大学院系和专业调整改革，“调、并、改、建”了许多院校，使多数省份基本具备了师范、农、林、医和工业大学，少数民族地区还建立了许多民族大学，全国各省大学数量都普遍增加，全国普通大学数量从1949年205所（台湾省未计入），本专科在校生11.65万人发展到1978年的598所，本专科在校生数85.63万人。中、西部省会城市的大学集中度大幅提高，兰州、西安、武汉、长沙、成都、长春、沈阳、北京、上海等成为我国大学集群水平较高的城市。

二是市场经济驱动大学集群。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经济迅速崛起，对人才和科技的巨大需求促使东部沿海地区大学和招生数量都激增，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和山东等地是市场经济驱动影响最强烈的最有代表性的区域。这些地区大学改革进程快，竞争氛围日渐形成，专业和课程设置调整效率高，公、民营高职高专院校新创办的数量大，专升本和新建大学数量都居全国领先位置，其活跃度远非中、西部可比。从1977到2009的30多年，我国普通大学数量从404所发展到2305所，增长了5倍，绝对数量增加了1901所，其中东部沿海省份大学新增895所，中部省份新增612所，西部12省区新增394所。市场经济驱动我国大学集群密度和规模达到了历史新高，加快了我国大学群向现代化、国际化和成熟化的转变速度。

（三）文化驱动大学集群

第一，江河文明驱动大学集群。江河流域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珠江、长江、黄河、淮河、辽河、海河和松花江七大水系，基本涵盖了我国绝大部分经济中心城市，我国大学也沿着这样的地域文明中心分布着。特别是近30年，我国城市规模和人口高速扩张，计划经济时代星罗棋布的城市逐步连到一起，成为“都市连绵区”。江河文明吸引着人类，也吸引着大学，使大学在江河流域高度密集而群聚。从宏观上，我国大学分布可概括为黄河集群带、长江集群带、珠江集群带、运河集群带、松嫩辽集群带等。江河文明驱动大学集群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代信息、交通技术高水平发展并不能完全改变人类对江河环境的依赖，反而使江河流域人类智能存量更加膨胀。港口城市继续占据着国家和区域城市景观的重要位置，发达国家的40个大城市中有35个沿海或沿河分布，世界最大的20个城市中有 15个是坐落于海边或三角洲的口岸城市，在有些国家（地区）河流甚至比海洋更为重要。

第二，亚文化圈驱动大学集群。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诸多特征较为明显的亚文化圈，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九大文化圈，包括燕赵文化（京津冀）、齐鲁文化（鲁豫皖）、秦晋文化（晋陕甘宁）、荆楚文化（湘鄂）、吴越文化（苏浙沪）、巴蜀文化（川渝）、南越文化（粤桂琼）、客家文化（闽赣）、关东文化（辽吉黑），每个亚文化圈都有自己的文化中心城，如北京、西安、武汉、长沙、上海、南京、广州等都极具各亚文化圈的典型特征。九大亚文化圈涉及我国25省市，在44％的国土面积上集中了我国92.5％的大学和93.7％的在校生。

（四）人口数量驱动大学集群

人口集中度是影响高等学校生态分布的最基本要素，特别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目标下，人口数量是大学兴建的主要参考依据。人口聚居区一般都是交通枢纽与产业聚集区，也是高级专业人才需求量最大的地区。我国大学群主要集中在珠江口、闽江口、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海河流域、松嫩辽流域等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虽然目前我国大学与人口分布还不完全相称，但河南、山东、江苏、四川等人口大省的大学数量已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2009年江苏有普通大学148所，居全国第一位，其次是山东有126所。人口成为推动这些地区大学群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上述历史原因推动我国大学以城市群为中心形成了自然集合体状态的大学群，这也是大学群的雏形状态。在当今城市群经济担当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全球化非资源型经济、生态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大学群已经不能以自由松散状态与城市群相适应发展，这不仅会造成巨大的高等教育资源浪费，更主要的是不能形成大学群与城市群相匹配的整体竞争优势和特色，大学群无法承担起城市群和周边地区及主体功能区的智力和人力支撑的重任。所以，我国大学群需要对目前的“自然集合体”状态进行改革促进，实现向“组织共同体”方向转变，这是大学群发展途径的基础，也是最重要步骤。

二、城市群地域大学群发展组织形成的推动力

大学群组织共同体是城市群地域的众多大学以整体组织形式生存与发展的状态。一个国家的城市群地域大学群从结构松散、特色并不鲜明的自然集合体状态发展成为有组织活动的形态各异的组织共同体，再到特色鲜明的大学群，这是大学群成长过程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这一过程也是大学群与城市群共生发展状态成熟的过程。而这一成长过程的动力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地缘条件是推动城市群地域大学群组织形成的有利基础

（1）地缘文化认同与院校“姻亲”作用。处于同一区域，拥有共同历史文化的大学，彼此之间交流便捷，合作机会更多，而且同一城市群的大学彼此间文化认同成分也较多，文化认同感较强，尽管现代网络技术已经缩短了时空距离，但现实生活中的“面对面”交流仍是最有利的合作方式，城市群大学的近地域优势对大学群组织化发展的有利作用是无法替代的。此外，世界各国大学通常都存在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分化与重组、合并与衍生新院校的现象，城市群中相当一部分大学彼此间都有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院校“姻亲”关系。如巴黎大学、伦敦大学都是孵化新大学的典型大学。我国大学从近代兴起到当代改革发展，始终处在调整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抗战时期大学内迁、新中国成立后私立大学调整、与工业化建设发展相适应的院系大调整和市场经济环境下院校重组与新建等，城市群大学之间的院系关联越来越多。“西南联大”曾是清华、北大、南开、中法等大学的共同阶段发展史；浙大、南大、厦大、武大、中山大学被奉为我国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中的“五大母校”，全国3/4院校都参与了那次规模宏大的院系调整工作。大学之间这种地域文化和血缘亲和力对大学群结成发展共同体，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行政力量，城市群大学之间难于阻断的兄弟院校友谊是行政力发挥作用的基础。所以先天文化认同感对大学群有组织发展有一定的地缘、人缘和文化方面的积极的基础作用。

（2）“小生态”与“大生态”作用。同一城市群的部分大学为了提高办学效益，它们在师生、院系和大学这三个层面会结成正式或非正式伙伴关系。一方面，由于校区相邻、类型相近等原因，教师和学生间的正式与非正式合作交流频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教学、招生、科研、管理等合作关系，尤其在“985”和“211工程”院校之间，彼此认同的校际合作更多。比如北京学院路大学的“教学共同体”，采用“一校式”办学模式，“零成本”运作，260多门课，学生跨校选修，学分互认；南开和天津大学共同组织设立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开展高水平科研合作的“联合研究院”，共同申请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共同为本科生开设必修和选修课以及学分互认。另外，同一城市群大学还可以方便地进行联合自主招生等。这都体现出城市群大学越来越活跃的“小生态”合作发展状况，为城市群大学全面合作发展的“大生态”奠定了基础。

（3）大学对地理环境的新选择作用。人类生产生活具有选择优越自然环境的倾向性，这是人类的生存本能，大学对校址环境的选择也不例外。现代知识经济、网络通信技术和交通业发展，使大学群逐渐摆脱了空间局限和资源依赖，尤其许多大学摆脱了原本对矿产资源的依赖，转向偏重对舒适优雅环境的选择，喜欢在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优越、政策平台较好、高新技术产业聚集的城市设立新校区。这一特点有国际普遍性，加拿大的人口和大学主要集中在温暖肥沃的圣劳伦斯河沿岸，美国大学主要集中在东西海岸和五大湖区，俄罗斯大学则沿着黑海、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和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阳光地带”分布。今天我国许多大学也在向沿海搬迁或在海滨城市建分校，如青岛、大连、深圳、珠海等成为我国大学集群栖息的新城市。

大学对优质自然环境的选择，可为大学发展带来新机遇和动力，一方面，大学可通过校址选择来快速聚集人力、智力和资金。另一方面，又不丧失老校区的优势和特色，把老校区文化迁移到新校区继续发扬和现代化。但是，内陆大学群并不是没有潜力的，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的“硅山”、阿肯色州小石城的“技术走廊”、田纳西州的田纳西“技术走廊”、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等都属于内陆城市群依托大学群做出成就的代表。

随着我国东部产业和技术向中西部转移，内陆的山麓、滨江滨河、交通便利的“绿荫带”城市也成为大学和高新企业集群崛起的新选择地，近几年，川渝、武汉、关中等城市群及其大学群已经表现出强劲的后发势头。总之，我国大学群还处于萌芽期的组织共同体发展状态，地域优势，特别是中西部大学群的地域优势还没有东部明显，而东部大学群也需要进一步通过集群发展（见表4.1）向国际高等教育先进中心靠近。

（二）政府是城市群地域大学群一体化发展的核心组织者

政府是城市群繁荣发展的第一责任部门，是公共诉求的代言人。政府在世界各国城市的大学创建中从来都扮演着核心组织者角色，这从俄国彼得大帝的技术院校兴办和科学院建设、法国拿破仑对大学院校的类型改革、德国洪堡对大学教学与科研职能改革及美国从赠地学院、州立大学兴办到各州以大学为中心的高科技园区建设，无一不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成果。政府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对大学群与城市群的重视与管理、城市群相关省地政府对大学群整体发展利益的重视与促进合作的行动方面。而来自政府的动力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地市政府这三个层面。政府对大学群发展关注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两方面。现代城市群对大学群的发展要求已经不限于“它是城市群象征”的表面现象，而需要大学群成为城市群产业繁荣、非资源型经济增长的“创新工厂”，成为提升城市群人民文化素质、生活质量、就业能力的“钥匙”。法国、瑞典、芬兰、挪威等国都把大学群科研工作纳入专门负责国家及地方创新发展管理部门——“创新署”来管理，以突出大学群直接服务贡献于城市群，增强了大学群与城市群关联度和凝聚力，明确了从国家到地方的创新发展主题，比如挪威创新署就提出了“让源自本土的创意插上遨游全球的翅膀”的管理理念。所以，大学群离不开政府支持和推动下的组织形成与发展，这对大学集群发展有极大的加速作用。

（三）市场效益是大学群与城市群合作共赢的引力

全球化市场给城市群和大学群提供了无限合作机遇，但竞争残酷性也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尤其是信息化的全球竞争对技术先进性、前沿性要求更高。在这样背景下，城市群就近寻求大学群的合作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事。大学群在面临人才竞争、研发项目投标等资源竞争活动时，优势与核心竞争力将决定大学群及其成员对未来机遇的把握。特别是城市群经济基础和大学群创新能力，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将相互吸引，抱团进步。从目前各城市群条件和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东部城市群与大学群经过几十年发展，面向市场经济的共生发展水平、机制等优于其他城市群，新建和扩建了许多新大学。中西部城市群和大学群也开始了积极的创新发展行动，大学群面向城市群需求进行院校和专业调整。

（四）学术创新需求推动大学主动联盟发展

学术主导力就是大学之间在人才培养和科研方面为了彼此借力、各自获得更大发展利益而凝聚在一起所结成的发展联盟。学术主导力通常都有若干所大学为领袖，它们产生了联合发展的愿望并采取实际合作行动。不过学术主导力所形成的大学群发展组织通常是有个别选择性的，而不具有多层次多类型大学群的广泛综合性。学术主导的大学小集群对形成城市群大学整体大集群有重要作用，特别对于城市群一流大学，它们的联盟框架几乎就是大学群整体发展的总框架。所以要重视大学群的学术主导动力，尤其要注意城市群优秀大学的作用。

综上所述，城市群大学从自然集合体向组织共同体转化是一个城市群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群的原始自然凝聚力为大学群打下了共同发展的先天基础，但大学群仍需进一步提高认识，政府对大学群不失时机地发挥组织作用，进行必要的组织干预，人为地有组织地发展大学群，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