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学群：综合国力的多极智力引擎

本章关键词：大学群；城市群；主体功能区；共生发展；耦合集聚；耦合溢出

大学群（university clusters of megalopolis，UCM）是以城市群为发展基础的城市群大学集合体。城市群在国家竞争发展中承载着核心动力作用，那么大学群在国家竞争发展中担当什么角色？它是通过什么路径来完成角色任务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本章将对大学群与国家高等教育整体关系，大学群与城市群关系进行分析。

第一节 城市群地域大学群对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有核心作用

一、城市群地域大学群是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主体

一般来说，城市群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资源最密集、最核心的区域。从发达国家大学实际分布状况来看，城市群也的确是大学云集的中心。粗略统计，美国东北、东南、西南和西北的波士华、五大湖、大洛杉矶、大西雅图、墨西哥湾沿岸、亚特兰大—夏洛特、南佛罗里达七个城市群，英国大伦敦城市群（包括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法国巴黎、里昂、马赛—蒙彼利埃、图卢兹—波尔多四个城市群，这些城市群的大学数量都分别约占本国大学总数量的70％；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北高加索、新西伯利亚等八个城市群的高等教育资源总量约占全俄的90％；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三个城市群的大学数量约占全日本的55％；芬兰的赫尔辛基城市群大学数量约占全芬兰40％；我国城市群大学和大学在校生数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82％和89％。所以，大学群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数量的绝对优势，是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主体。

二、城市群地域大学群是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的质量主体

大学群与城市群发展水平总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城市聚集和发达的地方，也必然是大学群先进中心。运用可获得数据对我国31省市（自治区）的非资源型经济与大学规模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区域国民经济中的非资源型经济比重与区域大学群的规模、质量水平呈较显著的正相关（见表3.1）。广东、江苏、上海、天津、北京等省市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它们自己的GDP比重位居全国前10名之列，它们与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海西、川渝等六个城市群相吻合，而这些城市群辖区却分布着我国61％的“211工程”院校和62％的“985工程”院校，清华、北大、人大、北师大、浙大、川大、天大、南开、南京大学等国内一流大学几乎都聚集在这几个城市群中。

表3.1 对我国31省的大学与经济的皮尔逊相关分析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1-tailed).

数据来源：《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0》。

对美国大学群研究也发现，GDP总量大，就业人口多的区域，它们的大学数量、研发投入、高技术产业从业者数量、发明专利和发表科技工程论文数量也多，主要是美国经济最发达的旧金山—洛杉矶—圣迭戈、达拉斯—奥斯汀—休斯顿—圣安东尼奥—新奥尔良、罗利—达勒姆—夏洛特—亚特兰大、迈阿密—坦帕—奥兰哥—底特律—匹兹堡—克利夫兰—布法罗、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华盛顿等六个城市群（见图3.1）。

图3.1 美国五个主要大学群的综合状况

所有分析都表明，城市群在国家和国际发展中居于先进和中心地位，大学群与城市群在发展水平上基本保持动态平衡状态。与其他区域相比，城市群大学集合体具有规模大、质量优、水平高的综合特点。一方面，城市群有优势去吸引和汇聚国内外优秀高等教育资源，使大学群在“马太效应”下极化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群与大学群相互带动，循环提升。所以，大学群是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中心。

三、大学群是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的流动中心

城市群的金融、制造、现代服务、创意文化业等中心地位决定了它对人才需求类型多、层次多、质量高，且城市群是全社会技术和产品推陈出新、创新发展中心。所以，大学群身处城市群区域，是国家高深知识流动最密集、流量最大的地方。知识更新力是现代人才生存发展的基本素质，而知识更新力和创新力又是现代优秀人才的必备素质。大学群不但要为满足城市群人才需求进行知识分类传播，还要对各级各类在职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并满足城市群产业创新研发对高深知识的需求。所以大学群是国家高深知识流动传播中心，是高深知识传播流量最大的学术组织。没有丰厚的高深知识流量，也就没有大学群优质高效的社会效益，而保证高深知识流量的基础是大学群在人才和科研的层次、类型、规模、结构等方面能否与本城市群相互适合与匹配。每个大学群与城市群之间都在不断地以内隐和外显两种方式调整着二者互适关系。内隐方式是指大学群与城市群自觉持久地在环境作用下缓慢地进行相互知识流动与适应发展。外显方式通常是在有组织和管理作用下，大学群与城市群之间进行知识流动与适应发展。与内隐性互适方式相比，外显性互适方式具有作用显著、变革速度快等明显特点。

如果大学群为城市群提供畅通的知识流动渠道，则可以降低城市群失业率、提高企业发展潜能，为城市群新增就业职位。反之，就会出现因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规模、层次等知识流量因素所造成的失业、职业压力增大、生产效率降低、创造力减弱等“城市病”。20世纪6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解决大学群与城市群知识供给与需求结构互适的问题。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开放型大学、城市大学和社区学院等终身教育院校，城市群因人口集中（我国25个城市群总人口占全国的81％）当然是国民终身学习的核心区。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发展史来看，德国走的是“精英”高等教育强国路，美国走的是“精英+大众化”高等教育强国路，未来我国呢，据目前判断，可能走的是“精英+大众化+终身”高等教育强国路。《纲要》已明确了我国未来要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的总体发展方向。可见，高度保持大学群高深知识流量的主体地位和优质地位，对现代大学群、城市群和国家发展很重要。总之，大学群作为国家高等教育资源的规模主体、质量主体和高深知识流动中心，奠定了大学群作为国家高等教育质量、规模、结构与效益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