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大展望：一切取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整体转型(1)

历史的细节：民营经济从侧翼突破

1949年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优越性总被这样描述：国有经济一枝独秀。然而，穷则思变的冲动与僵而不死的思想体系已势如水火，现代市场经济的各种元素被一一启动，曾被称为旁门左道的民营经济，开始从历史的侧翼突破。

1978年，侧翼之门被打开。近乎痴癫的政治狂热有了转折性的退潮。贫穷如同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改革开放这台大戏，终于在中国拉开帷幕！

对脱贫致富的渴望，成为民营经济最初大潮涌起的推动力。但是，简单原始的占有欲具有浓重的自然经济色彩，也裹挟不少盲目和鲁莽，难成大气候。恰在此时，市场介入了。它以巧妙的拉力，使民营经济破土而出，呼吸着被逐渐松绑的自由空气，转向目的性极强的商品生产，焕发出勃勃生机。尽管当时无人知晓这会把中国带往何处，更无人能够想象随之而来的繁荣程度会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在这样的盛世之下，中国的民营经济将得到闻所未闻的跃进式发展，浩浩荡荡，无可阻挡。

截至2012年9月，我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1059.8万家，注册资金29.8万亿元，同比增长12.6%和21.3%。同期，我国个体工商户总户数达到3984.7万户，同比增长7.8%。个体工商户注册资金总额达1.88万亿元，同比增长21.2%，从业人员8454.7万人，同比增长10.4%。[1]民营企业还吸纳了80%的城镇就业人员和90%的新增就业人员，为1.8亿以上的从业人员提供了主要的工资性收入，带动了3.6亿以上的家庭人口解决生计问题，并通过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增加了财产性收入，带动更多人口过上小康生活。在国家财政增收中，来自民营企业创造的税收也已达到69%左右。这表明，民营经济已经奔涌成势！

首先，它得益于僵化意识的解冻。中国从政治狂热中觉醒，认真并深刻思索怎样拔去贫穷这颗芒刺。中国决意进行改革，最大程度降低国家的组织成本，改变非黑即白的愚蠢判断，同时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束缚松绑。

制度看不见、摸不着，但也有成本。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降低了制度成本，大大突破了产品和要素的交易壁垒，激发了人们的工作和劳动积极性。劳动力从原来的计划分配格局中解放出来，在“看不见的手”指挥下自由流动。民营企业家承担的政治风险减小，拥有了一定的创业和致富自由。同时，其价值以财富的形式开始得到社会的关注。

其次，与制度成本降低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要素价值的提高。应有尽有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的技术软肋。同时，其他要素的价格也偏低，形成了独特的比较优势，以至于大批民营企业即使走出国门，也能从容不迫地凭借凶猛的价格战，与早已在商业版图上站稳脚跟的国外企业贴身肉搏、一往无前。中国积累的巨额贸易顺差就是证明，2012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民营企业已有5家也是证明。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大部分民营企业并非惊世骇俗，而是为钱财所困。它们有着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为此绞尽脑汁去利用各种资源。市场经济的开放，为其合理、合法和渐趋自由地配置资源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然，创富的主观性与能动性同样不可或缺。

市场经济的闸门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自由的水流渗透进来。虽然一开始不尽肆意，但在此后的不断博弈与妥协中积蓄力量，最终轰然而出。

一切已变得不可逆转。2008年1月12日，10位经济学家在北大百年讲堂发表感言，“思考中国改革30年”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现场，茅于轼先生感慨道：“中国今天的财富增加跟30年前相比，就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如果一个人一觉睡了30年，今天醒过来一看，不会认为还是在中国，好像到了外国。”

往昔今日，换了人间。

当然的“搅局者”

“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因为我们有了千年罕见之变局，力图以最短的时间浓缩西方200多年的发展，中国历史尤其是当代史的分水岭和节点才变得频繁起来。仅仅改革开放30余年，我们就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一方面，中国的民营经济焕然一新。风云际会的味道，渗透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息，充斥着亢奋的无度与少有的气势磅礴。创富主义盛行，无限的落寞者和英雄齐聚一起，经受市场的锤炼。民营企业竞相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技术、资源和管理人才，并培育了广阔的海内外市场，这为经济发展的未来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挑战依然存在。无论是从外部环境看，还是从自身能力看，都将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继续支付巨额成本。

宏观上，中国的经济运行存在着种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看起来很美的经济增长数字，也蕴藏着风险、透支着增速，就像一辆走在快车道上的列车，尽管跑起来风驰电掣，一旦出现路障，来不及刹车，后果必然不容乐观。

微观上，民营企业自身也面临着发展瓶颈。借助廉价劳动力、制度成本骤然降低等后发优势，中国的民营经济获得了较高的竞争力。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个追兵四起的世界，不止中国在改革开放，也不止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印度、越南等国的劳动力价格更低。相反，就中国而言，原材料、劳动力等价格正在急剧攀升，民营经济原有的价格优势正在萎缩。同时，技术软肋仍然存在，跟在西方高新技术后面亦步亦趋的局面并未彻底改观。许多民营企业缺乏品牌竞争力，产品附加值低。作为民营企业最有价值的核心要素——企业家群体也参差不齐，野蛮生长与文明生长并存，总体素质尚需提高。

实践表明，中国的经济运行周期往往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量货币流出，促使投资上扬，经济迅速反弹，但同时也会出现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为避免经济过热带来的后遗症，不得不紧缩流动性，但如果抑制力度过大，又会导致经济下滑。这就是所谓“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困局与顽症。而早已被经济学界赋予重任的消费拉动，总有“瘸腿”之嫌。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尽管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用尽美妙的语言憧憬中国市场的未来蓝图，但很多时候更像是画饼充饥，似乎无论哪种疗法，都很难刺激中国的消费神经。

这就是失衡！而最大的失衡，还是体制失衡。民营经济遭遇的体制困惑，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不可否认，由顶层主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赖以发展的制度和组织成本大大降低，人力、物力等资源被全方位调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不过，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某些改革是主动为之，某些改革则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哪个领域问题多，过不去了，就在哪个领域操刀下手；哪个领域的骨头太难啃，有诸多既得利益者挡路，改革也可能暂时搁置。如同吃苹果，吃掉最容易吃到的那部分，剩下的部分越来越不容易吃到，便会出现改革热情递减甚至出现“改革疲劳症”。在产业空间以及融资政策等方面，民营经济的待遇仍然不尽理想。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快”增长阶段的终结。30多年高速增长的惊人变化，为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赢得了一定的话语权。然而，受制于“自然增长率”的规律性作用、受制于粗放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受制于世界经济环境趋紧的“新常态”，中国经济的增速必然逐渐为次高速、准高速、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阶段所接续。“十二五”规划确定经济增长率为7%，表明经济下行已作为一种“趋势性放缓”，迫切要求各级政府尽早摆脱GDP增长以“快”为上的惯性思维，确立“去高增长”意识，破除“快速依赖症”和“速度情结”，特别是要慎用政府投资杠杆。在这方面，新一届中央政府已表现出足够明智的坚定性，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坚持简政放权、致力于激活民间资本。仅中央和省级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到一年，就取消了347项。这就是市场经济精神，也是市场经济的光明正道！循此前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黑色GDP”的终结、“血色GDP”的终结、“有毒GDP”的终结、“水分GDP”的终结，GDP将回归正常，取而代之的不外乎为“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或者“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这样一种转型，一方面将为民间资本释放巨大的能量；另一方面也会强化民营企业发展的“健康”意识，管束好自己的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