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我思，我在——我的北大记忆

北京大学 陈经超

陈经超，男，台湾台中人，200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系，2002—2004年就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硕士学位；2006—2010年就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获博士学位。2010年被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聘用为助理教授，成为首位在大陆高校中取得事业编制教职的台湾应届毕业生。

 

2002年，是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年。

那一年，是中国大陆加入WTO的开局之年，全国经济欣欣向荣，积极融入国际产业链；那一年，台湾“绿营”上台执政，但海峡两岸交流日益紧密，经贸合作更现生机……

那一年，我只身来到北京。陌生的环境，干燥的气候，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口音，不熟悉的文字，最重要的，在北京我是孤身一人，从零开始。这是一场“赌博”，赌的是大陆高速的经济增长，赌的是世界的市场重心将在这儿。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我是正确的。

重新选择：台大还是北大，这是一个问题

我出生于台中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父亲经营的产业与畜产行业相关，他希望我能子承父业并将之发扬光大。依照家里的期望，我选择了台大的动物科学与技术学系，从台中到台北读大学。

台大毕业后，我面临了一个重要的选择。随着产业不断的兼并与重组，只有资金雄厚的上市企业才能抵抗产业的景气循环；加之台湾的“九·二一”大地震，令白手起家的父亲蒙受巨大损失，大部分产业损毁。对于未来，我开始进行新的思考。

家中产业的起起伏伏，让我深刻感受到管理知识的重要性，我不禁想到，有着农业背景的我，若能将管理学与农业知识相结合，可能会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最终，我决定读管理学硕士，虽然台湾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但是大陆更是一片充满生机活力的土地。也正是那时，我开始考虑到大陆读书。

2001年9月，我搭飞机到澳门，从澳门过海关来到广州，接着从广州坐了23个小时的火车，终于来到了北京。9天的时间，我大多泡在了北大，甚至拿了课表去听课，从各个方面真真切切地感受北大。决定考北大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这里，很难不被她的人文气息所打动。北大是适合读书的。2002年3月，我参加了北大在香港考点的硕士生入学考试，6月份被录取，自此开始了北大求学之行。这次抉择，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北大硕士毕业后，我一直留在北京，在民营企业工作了两年后，又考了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博士生……

依我之见：台湾人在北京，心态决定一切

谈到这，我想先讲个小故事。那是我在北大读博的时候，有位读了多年的台湾师姐，在答辩的时候，老师提出她的论文有很大的问题，当中的很多词语、用法没有转换为大陆的语法，比如quality这个词，在台湾翻译为“品质”，而在大陆叫“质量”。当时同去观摩答辩的一位台湾师妹，去跟论文导师争论：“老师，我们不会简体输入法，只会用Word的繁简体互换，论文要怎么办呢？”老师回答她：“如果你今天去美国读书，你是否也跟美国老师说‘老师，我只会写中文，我不会英文’?”

这个学妹为什么会去跟导师争论这种问题呢？我想她大概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因为自己是台湾人，所以什么都是对的，这种心态本身就有很大问题。有时我们会听到，台湾生在大陆得到的评价并不是很高，这种结果大概也可归结为心态上的问题，但悲哀的是，大部分台湾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多台湾生来到大陆，还是会跟台湾人一起继续在一个圈子里活动，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你没有办法真正融入大陆的生活，了解这里的文化。换个角度来讲，如果你今天去美国读书，你跟华人交往或许是逼不得已，因为你的英语不够好，因为生活上差异太大。但即使是这样，难道你就不想融入美国人的圈子吗？此刻你来大陆求学，你的语言是通的，也是可以融入这个环境的，你却选择了远离或者漠视，这大概还是心态在作祟，而这种心态显然会制约你。今天的大陆，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是所有的欧美人、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想要进入的市场，而你已经具备了这个优势，却把自己摒弃在外，仅仅是来这里待个两三年，再捧着一个或许不被承认的文凭失败而归。

常常有人问我怎样克服来大陆的各种生活上、心理上的问题，我想生活上的问题是比较好处理的，因为你可以慢慢适应，而心态上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不可讳言，我初来大陆的时候也遇到很多问题，比如喝水不习惯、内火太大、洗澡不便等，但是对我来说最难的，是不被人理解。刚到北京我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不论是台湾的朋友还是大陆的同学，都很难理解我的感受，所以基本上倾诉无门，压力还是要自己来扛。现在我可以说，人的抗压潜力还是很强的。

作为一个台湾生，其实从用词用语就能够凸显出你到底花了多少心思在求学上。所以我常常说，如果要看一个台湾生是不是真的认真学习，只要测试他们的汉语拼音，就能知道结果。对台湾生而言，摆正自己的心态，才是在大陆生活甚至能在大陆找到工作的真谛。

行路难：在大陆的第一份工作，坎坷与收获

我在大陆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民企——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我从硕士二年级下学期开始就在那里实习，毕业后继续留用。虽然至今我依然不确定自己是否曾被列入正式员工中，但在当时，有公司愿意录用我，已经很令我高兴了。

能够最终进入这家公司，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我最初来大陆的目标便是进入这个市场，很早就预料到就业的困难，所以来到大陆就开始为找工作做打算。这个实习机会是通过在一门选修课上认识的一位台湾老师找到的，他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也正是他引领我进入了大陆市场。

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读硕士期间，学分要求非常多，除去必修课还有选修课要修，当时因为兴趣的原因，选修了新闻与传播学院一门关于品牌方面的课程。教授这门课的是来自台湾的李传屏老师，他在大陆已经待了十几年，是大陆知名的广告人，李老师当时在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课后我便主动去找李老师交流，开始通过他争取在东盛的实习机会。由于东盛在北京的公司并没有招收实习生的先例，所以这个机会得来不易。经过李老师的多次协商，公司对我进行了几轮面试，终于允许我进入东盛的品牌管理部。虽然能够进入公司，但当时给我的补贴是按照东盛西安总部实习生的标准——每天10元发放的，这样算下来每月只有300元，而在北京生活的我，每天往返转乘地铁公交就需要12元。但在那时，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因为有人认可你，有人愿意带你锻炼，尤其是可以用上自己所学的知识，是再好不过的。

那两年的生活，简直可以用举步维艰来形容。因为台湾跟大陆在理念上的差异，让我很难按照大陆的方式来做事，而且还会认为台湾的理念是更为先进的，这让我在工作初期吃到了一些苦头。比如在跟领导出去应酬的时候，没办法摆正自己的位置，或者在工作上会用台湾的方式来处理，而事实上可能并不适合大陆。所以，在最初的时候我根本没办法接触到专业性的工作，更多的时候是在修正态度。李老师对我的要求也很严格，类似于那种“师徒制”的模式，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其中更多时候需要我自己去悟，因此过程很是艰辛。

还记得李老师曾经跟我说，台湾市场已经成熟，那里是不允许你犯错的，而大陆是允许你犯错的，你犯99个错，对方犯100个错，你就赢了。在年轻的时候谁都会犯错，这些错误会形成宝贵的经验，年轻人要在犯错中学习成长。

两年的民企工作经历，对我现在的待人处世、工作模式，甚至是教学方式都有很大影响。因为大陆市场就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市场，所以现在跟其他很多台湾人相比，我对大陆市场的判断会与他们不同，会比他们看得更加精准，这也是我在这两年极大的收获。

励志敦行：北大博士，更需要全力以赴

研究生毕业后，我本来并没有打算读博士。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李老师的介绍下，得以在北京大学现代广告研究所担任陈刚教授的助理，主要负责帮助他做好日常工作安排、带领硕士生完成项目研究工作。后来陈刚老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于是我就一边工作一边看书，参加了博士生考试。

读博以后，我从一名在职的工作人员，又转换成为一名学生，虽然所做的工作并没有改变，但自身的定位是需要改变的。做助理时，我是一个通过劳动换取薪资的工作人员，而做学生后，我是一个跟随导师不断学习知识的后辈。因为对自己的身份有了很好的定位，所以我在北大读博期间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更加努力。

在攻读博士期间，要带硕士生做项目，要参加一些应酬，要协助导师工作，要完成自己的论文等，所以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在时间这个概念上，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所以我只有压缩自己的睡眠，并且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那时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有时候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

在给陈刚教授做助理和读博士期间，我接触了很多国有企业，并且参与了多个大型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国企高层管理者的思维和想法让我受益匪浅。在北大这个平台上，我接触到了一些平时无法接触到的资源，这些对我来说无疑是最宝贵的资产。那时，我还会负责很多接待工作，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大型网络公司，例如新浪、网易、搜狐、艾瑞等，还会访谈很多业内的知名人士。在接待他们的同时，我个人的经验和人脉也得到了积累，这些对我的发展都有极大的好处。

台湾人在大陆，面对激烈的竞争，你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SOS”法则就是我在大陆生存下去的不二法则。SOS即skill、open、share，这三个词也显示了三种重要的能力。Skill（技能），在这个技能为王的时代，只有专业能力突出，才更具有竞争力；Open（开放），保持心态上的开放，抛弃过去的光环，从零开始，才能兼容并包；Share（分享），不管在哪，团队合作都极其重要，学会分享，和周围人一起成长，才算是真正成长！

我思，我学，故我在。我相信，机会永远垂青那些用心准备、不断历练的人。大陆市场不会为任何一个没有斗志、没有激情、不会思考的庸才停下它豪迈的步伐，这个市场需要的是有毅力、有想法的新鲜血液，大陆的市场机会永远留给那些头脑有准备，并且能身体力行的同学。

编辑整理 石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