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古近代词史研究

当代西方文论扬弃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定式，重视边缘话语，彰显诗学正义，拓展了空间理论与文化媒介研究领域，充盈着语境交叠与观念流转的理论旨趣。本书以跨语境眼光审视当代西方文论星罗棋布的话语星丛，重点论述其主要范式转向、理论代表人物、重要学术话语和对话关系，注重理论话语与文学批评实践的结合，凸显了对西方文论范式转向及其中国化问题的反思，有助于激活新的学术思考与话语实践，促进当代语境的文艺理论建设。

本书以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经典文学最后一位伟大作家契诃夫的创作思想为例，结合对他与同时代经典文学另一位伟大的代表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比较研究，阐述俄国文学与俄国思想的内在关系。表明俄国文学本质所固有的人民性、伦理性、批判性和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使俄国人即使在国力衰退的背景下仍然保持着文化自信。通过对生活意义的反复追问，契诃夫为人类打开了从闭塞狭隘通向辽阔远方的道路。在契诃夫无情地加以呈现

21世纪的中国，挑战与机遇并存。该确定一个什么样的基本立场去理解历史，思考当下，探索未来？本书的作者坚守现代性的价值观，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中国现代文学内在规定性，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生，世俗化思潮的流行，并从现代性历史演进的角度来探讨启蒙现代性与革命现代性的关系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强调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原点的历史地位，又以现代性的观点选取新文学期刊的角度，来考察俄

本书以清代长篇章回小说《歧路灯》的存世钞本为研究对象。本书首先著录并考证了目前已知尚存世的14部钞本（其中6部为本书首次发现）和3种民国印本，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诸钞本的目验校勘，将《歧路灯》存世钞本划分为甲、乙钞本系统，归纳了两钞本系统间的整体性差异，以及两钞本系统内部诸本源流关系，并从微观层面选取了数个具有代表性的校勘实例加以佐证，进而论述《歧路灯》钞本源流系统的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同时，本书还

明末清初诗坛，诗派竞起，然终离不开对明代复古诗派之论争。明末的公安派与竟陵派以至于清初的神韵说之出现，或攻其弊，或自成一家之说，而其与复古诗派的诗学主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殆无可疑。清代的沈德潜则是明末清初诗坛论争的总结者。沈氏从批驳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之说出发，以倡“诗教”作为突破唐诗的缺口，提出“以意运法”的诗学方法论，旨在突破复古诗派在诗论上的桎梏，导引诗坛走向创造之途。另一方面，

朱鹤龄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遗民学者，有六部著作为《四库全书》著录。《杜诗辑注》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包含遗民底蕴而又极富学术价值的杜诗注本，与《钱注杜诗》被尊称为“朱注”“钱笺”，是清代杜诗学的奠基作之一，但长期以来人们难睹全貌。其主要优点在于正本清源又广博谨严的考证，故取精用弘，成就斐然，多为仇兆鳌《杜诗详注》采录，古人称其集大成，洵非过誉。

本书从叙事学领域来系统研究现代中国小说近百年的艺术创新，提出痴狂叙事这一概念，归纳出叙述痴狂者、狂者叙事、狂欢化叙事等三种痴狂叙事模式。作为一种独特的叙事艺术，痴狂叙事始终随着现代中国小说的发生和发展，它实现了现代中国小说从内容到形式两个层面的变革，改变了传统中国小说艺术形象设置层面的简单化和机械化现象，也改变了情节构筑层面的单线或直线的叙事模式。这一叙事模式的出现是对以理性见长的常规写作方式的冲

本书旨在从文体与意识形态的视角入手，探讨1927—1949年间中国革命文学书写当中的意图（思想内容）与表达（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为此本书以蒋光慈、郭沫若、丁玲这三位革命作家为中心，围绕这段时期内他们的革命文学书写转型和发展状况，来展开相关阐述，进而揭示作家文学作品（文本）的语言形式呈现出来的艺术效果，可能同作家本人自述的写作意图相悖，从而呈现出文体与意识形态的丰富性、复杂性。

“讽喻”是欧美文学史上最具原创性、整体性和延续性的核心概念之一，至今仍广泛运用于文学创作与研究。讽喻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彰显着欧美文学的文化底蕴、艺术创新和语言特征。本书系统考察讽喻传统的孕育与起源、发展与兴盛、衰落与复兴，细读《伊利亚特》《奥德赛》《神曲》《鲁滨孙飘流记》《红字》《序曲》《都柏林人》《拍卖第四十九批》等16部经典作品，阐释斐洛、奥古斯丁、柯勒律治、本雅明、保罗·德曼、詹姆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