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黑暗体验与书写研究

“中西文学文本理论范畴比较研究”，属于比较文学中的“理论比较”，文学理论中的“比较研究”。以“细读”为特点的文本分析包括语词分析、结构分析、语境分析三大步，本书从中西文学文本理论中提炼出涉及这三个方面的八组具有可比性的相关范畴，即：“细读”与“熟读”，“至言”、“不落言筌”与“朦胧”、“张力”、“悖论”、“反讽”、“本真的语言”，“隐喻”与“比兴”，“构架——肌质”与“形迹——神理”，“犯中求避”

南宋孝宗乾、淳年间，辛弃疾、姜夔先后登上舞台，后世词坛始终未脱其藩篱。历代词学家都认识到该时段的重要性但却褒贬各异。具体来看，孝宗词坛打破了晚唐以来艳情词占主导的创作局面，咏物、述怀、说理、祝寿、节序等主题得到突显，“以诗为词”彻底实现，议论与用典极为普遍。与此同时，文人创作与社会娱乐需求出现分离，坊间编选歌本仍以北宋词为主，《草堂诗余》即为典型代表。通过对苏轼和辛弃疾这两位伟大词人进行比较，亦可

歌谣是行走于民众口中的诗，新诗是汉语现代转型过程中打开新世界、化合新经验催生的文体，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20世纪中国新诗进行了多次以歌谣为资源的努力求索。本书对20世纪新诗化合歌谣的多次实践进行历史追踪，并重点聚焦于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在国统区、解放区两种不同文学制度下的丰富实践，通过细读何其芳、艾青、袁水拍、李季、阮章竞等人的代表诗作，展示了新诗与歌谣不同的文体边界以及耿谣进入新诗的复杂历

《全宋诗》的重出误收研究，本质上属于文献考证的范围，强调言必有据、多闻阙疑、广罗文献、甄辨真伪。从传统考据学的研究方法入手，大体多为个案研究和散论性质。怎样把这些个案散论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建构一个合理的框架，纲举目张，条分缕晰，有理有据，结构完备，既融通自然，又具备多向拓展研究的衍生空间，是一个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故本书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把关注点放到对重出误收整体特征的观照和分类属性的阐释。

本书以清代长篇章回小说《歧路灯》的存世钞本为研究对象。本书首先著录并考证了目前已知尚存世的14部钞本（其中6部为本书首次发现）和3种民国印本，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诸钞本的目验校勘，将《歧路灯》存世钞本划分为甲、乙钞本系统，归纳了两钞本系统间的整体性差异，以及两钞本系统内部诸本源流关系，并从微观层面选取了数个具有代表性的校勘实例加以佐证，进而论述《歧路灯》钞本源流系统的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同时，本书还

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其中新小说的成就最显著。其突出的特点是这一时期各个民营书局争相斗妍，纷纷编辑出版《说部丛书》，这充分体现了小说界革命的巨大实绩。本书首次对清末民初二十多家出版机构出版的三十多种《说部丛书》数百编作品展开全面而系统的叙录，这是颇富创新性的研究工作。本书以各出版单位所出版的《说部丛书》为纲，以各编作品为目，根据各种《说部丛书》出版时间的先后，对每编作品的作

本书是2015-2016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攻关计划项目结题成果，主要研究21世纪英美文学中的经典“后911”小说，采用文本细读与历史批评相结合的方法，重点探讨“后911”文学中的三个核心要素：创伤的再现、理性的批判和诗学伦理救赎，以此展现“后911”文学这一特殊文学门类将“悼歌”、“批判”、“救赎”合三为一的美学机制所特有的伦理价值与审美意义。

一般叙述学的叙述定义、基本概念框架与理论建构，需突破经典叙述学的“语言、尤其文字中心主义”的视野局限，其“文字中心主义”可追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戏剧（模仿）与叙述的区分。其实，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属于故事。古希腊早期文化中的故事观念无媒介限制，且与叙述近乎同义，人类的早期故事形态，也多以口述、仪式表演等形式展开，其原生口语文化形态下的演述模式也在后来的文字叙述中留下踪迹。叙述早已积淀为一种经验

在古代文明世界，印度和中国各自创造独具一格的文学理论体系。本书设立十二个论题，对印度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旨在说明中印两国古代文学理论表现形态迥然有别，而基本原理贯通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