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訏小说的诗性品格研究

本书清理了媒介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述之间的内在关系，从媒介的角度为文学的发展寻找到了终极的“物质动因”，并详细论述了媒介与符号、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本书尝试建构了新的文学史观，分别从媒介和符号的角度重新进行了中国文学史的断代分期，得到了不同于以前的分期结果。本书对中国诗歌体裁的演进原因及路径从媒介和符号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找到了推动文体发展的本质力量，提出了“乐诗”、“文诗”的新文类。

本书分简史、性状、格律、修辞、创作、书法、学习、学术等八部分，由内及外，从本体到认识，系统地论述了对联文体及对联文化的发生和构成，并对拟议中的对联学科提出设想。书中既有对作者作品的随时辨伪，也有对当下对联生态的客观描述。为增强本书的实用性，引导联界更好地实现对联的现实关怀，除发掘古今优秀对联，为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还重点梳理了四大民俗对联，并详尽考察了它们在类型和内容上的增减变化及其原因。本书可供

本书试图建构关于怀旧书写的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近百年来现代社会转型语境下中国文学的怀旧书写进行整体性系统研究，深入阐析了现代社会转型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怀旧书写之间的关系；全力探寻现代社会转型语境下百年中国文学的怀旧书写发展历程，厘清了其历史沿革；详尽阐释了现代社会转型语境下百年中国文学的怀旧书写主题；在对上述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了现代社会转型语境下百年中国文学的怀旧书写之文学史地位。

本书首次论证了世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向关系：世界文学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又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本书认为，世界文学不是一个固定概念，而是一个旅行的概念；世界文学不是各国/民族文学的总汇，而是指那种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学；世界文学经典的评价应当依循某种普遍的标准；在世界文学史的编写过程中应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应通过不断在世界上发声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学；在确定世界文

清代杭州驻防旗人群体与杭州城人民群体的关系经历了由冲突走向融洽的过程。驻防旗人逐渐被杭州悠久醇厚的汉文化底蕴所吸引，进而揣摩、学习，写作了大量的汉语诗歌作品。这些诗歌既有与汉族文人表达的相似之处，又有鲜明的族群特征，是清代民族文学融合的范例。本书以杭州驻防文人诗歌为研究对象，既在历时流变中探讨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的演变过程，又由家族文学、地域文学、创伤叙事等视角寻绎其创作的独特性，力图全面揭示这一群体

禅宗属于宗教，诗歌属于文学，二者结合最终绽放出了中国诗歌中的美丽之花——禅诗。禅诗具有宗教（禅）和文学（诗）的双重属性，是一种融通宗教（禅）与文学（诗）的特殊创作，是“文学”，也是“禅学”。本书将唐代文人禅诗置于唐代文学和禅宗发展的广阔背景下，以宏观视野，从唐代文人禅诗的分类、典型意象、独特意境、美感特质以及对佛禅经典的接受和吸收等方面对唐代文人禅诗的发展全貌及价值进行相对集中、系统、全面的研究，

本书采用接受美学、解释学等方法研究罗兰·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罗兰·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构成了他的四张面孔：20世纪80年代初的“形式主义者”，20世纪8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者，20世纪90年代的后结构主义者，21世纪的大众文化批评家。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展现了中国当代文论发展史的一个侧影。本书力求通过研究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为相关领域的学者借鉴西方文论提供参考性建议。

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俊才云蒸、五言腾踊的时代。以“三曹”“七子”及蔡琰为代表的建安文人继承汉乐府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注重反映民生疾苦，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开创了质朴刚健、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离合长歌，激荡壮采，“建安风骨”既是建安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又是我们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时的重要审美内涵。

当代中国诗歌70年的历史进程，如果以价值建构和史实面貌特征为标准，应划分为“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6）、“社会主义调整期”（1977—1991）和“后社会主义时期”（1992—2019）三个阶段。它们有前后传承的历史关联，也表现出文学自身的独特性。传统的诗歌批评史通常采用“以史带论”的史学观和分析模式，这种模式当然有历史感和说服力，但也容易抑制小说批评史的独特性，尤其容易忽视批评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