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现代化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非洲农业的最新发展与内生动力”，从大陆内的政策和激励机制、外来援助、投资与商贸合作分析以及不同层面的创新实践进行研究；第二部分为“新兴市场国家对非农业南南合作”，主要讲述了巴西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马拉维进行农业合作的不同情况；第三部分为“中国对非洲农业合作的新型实践”，中国对非农业合作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末完全不求经济回报的单纯援助，援建大型农场，到目前的援助、贸易

当前中东正处于新旧秩序转换之中，其持续时间长短、前行方向皆是未定之数，而这一转换必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其实质是权力的调整与再分配。在这一调整过程中，美国、俄罗斯、欧盟、印度、日本等域外大国或组织以及土耳其、伊朗、沙特、以色列、埃及等域内大国，各自将扮演何种角色？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将在新中东秩序构建中发挥何种作用，如何参与中东事务的解决？未来的新中东秩序又将是什么样的面貌？本书精辟分析了中东秩序

本书从安全与规范的视角，解释欧盟如何从一个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核不扩散制度和规范的积极维护者，如何将国际核不扩散规范内化为自己的安全规范。本书提出，欧盟反核扩散政策的形成一方面是欧盟在与国际核不扩散制度互动的过程中内化反扩散国际规范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冷战结束后，核扩散带来的危险在欧盟安全议程中地位上升、欧盟安全认知发生转移的结果。本书还以欧盟参与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为案例，分析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不但加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进程，而且首次在实战中向世人展示了这种武器前所未有的惊人破坏力。事实上，战时美国“曼哈顿工程”所研制出的原子弹，是美英两国政府与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在翻译、选编相关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本书旨在将英美两国先后步入核研究领域和最终联合研发原子弹的历程，以及两国战时核领域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特征，呈现在读者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大国间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但各种地区性危机与冲突层出不穷。在一些地区，危机和紧张获得了较好的管控；在另一些地区，危机却上升为地区性冲突，并引发了域外大国或国际组织的介入和干预。这些安全难题和困局呈现出新老因素交织、地区性因素与全球性因素联动的特征。如何实现对这些安全难题和困局的管控与治理，是维护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稳定与安全的重要路径，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引发

本书在国际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探讨中日关系的演进发展，既重视冷战格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又观照中日两国的现实诉求，认为中日两国蕴含着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全书对中日关系恢复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做了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中国提出的“以民促官”和“求同存异”做了系统探讨，认为它引领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求同存异”体现了中国在对待中日双边关系重大问题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以及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

当前欧洲正处在异常艰难的时期——欧债危机余波未平，国际政治－安全危机接连爆发，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浪潮趁势崛起，英国脱欧，跨大西洋联盟裂痕进一步扩大——德国作为欧盟的“领头羊”和最大经济体，在欧盟层面发挥主导作用，近年来在国际危机管理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本书力图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剖析德国国际危机管理理念，研究德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总体框架，以期为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国际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提供参考和借

明代是中越邦交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明太祖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王朝为主导，有等级的、和谐的邦交秩序。然而，作为体系内的重要成员，越南在邦交理念、维护边境秩序、处理邻邦关系等方面，与明朝存在更大的认知差异，双方摩擦不断。明朝在处理与越南的危机时，曾经采取军事占领或军事胁迫的方式，但更多的事件能在宗藩体制下以务实灵活的方式妥善解决，使双方关系得以持续发展。明代中越关系因其内涵丰富，处理危机方式多样，成为研

本书在当前全球化、地区化、跨学科的背景下，主要突出国际问题学科定位，使地区研究成为联结国别和全球问题研究的重要层面和节点，地域无问东西南北，理论和方法兼收并蓄，以“新地区研究”引领地区研究风气之先。本书依托云南大学特色鲜明的中国西南面向的地区和国别研究力量，同时这一研究面向的东南亚南亚正是中国周边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经略的重点地区，其大量主题既具有显著的地区特性，也具有普遍的全球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