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先唐文学研究

本书全景式考察了西方生态思潮传入中国后，中国本土生态书写的状态、成就、困境与发展趋势，以生态叙事、中西诗学比较、“本土化”三个维度为主体构架，从生态叙事主题与修辞策略、生态叙事价值重估、“本土化”选择及途径等方面展开交互性研究，深度揭示了中国当代生态叙事的史学价值、诗学意义以及民族国家特色，并对其未来“本土化”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本书以《当代》杂志为研究对象，在对《当代》个案进行微观研究的同时，目光扩大至对整个当代文学的分析和考察。在研究过程中既关注《当代》与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互文性关系，通过《当代》辨明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构成和嬗变过程，同时又将《当代》放在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加以阐释，考察文学生产制度内部的权力构成。本书通过文学期刊透视一个阶段文学史生成的复杂面貌，在梳理其演变过程的同时实现对当代文学历史进程的观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科幻小说超越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从对技术模仿的描写进入人类学和宇宙哲学领域，成为一种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在这一创作的嬗变过程中，以模糊的边界、包容的中心为特征的“暧昧”美学逐渐发展形成。本书以美国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奎恩（UrsulaK.LeGuin）为例，通过全面考察勒奎恩作品“过去与未来”“梦境与现实”“人与技术”“人与自然”“东西方文化”这五对二元关系，从时空、精神、

本书对中唐诗僧和僧诗进行了系统研究，中唐诗僧和僧诗既是佛禅文化的表征，又是中唐文学不可缺少一部分。它的存在是唐代佛教兴盛、诗歌繁荣相互影响的结果。中唐诗僧有着亦僧亦士的双重人格，其诗以其独特的文学品格对唐诗的繁荣起着重要作用。本书从总体上把握中唐诗僧和僧诗的共通特征，并划分为通俗派和清雅派。重点研究了寒山、拾得身世及唐末宋代，寒山在士林、缁流被广泛传播。对皎然等中唐清雅派的代表人物的出身、学识、思

古代的京都不仅是“天子之所居”和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在文学的空间和地图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长安和洛阳在唐代被视为“东西帝王宅”，亦被唐人惯称为“两都”或“两京”。作为唐代文人最集中的活动场域，兼具地域、城市及帝都多重文化的特殊属性，两京对唐代文学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同时，因历史文化积淀的不同和在唐代政治地位的差异，长安和洛阳相应生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京城文化，唐代诗歌对其亦有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主要呈现为诗意化和写实化两类范型。诗意化形象往往与“内倾型”人格的生命形态相关联，昭示了主体人格对于“诗性”生命形态的体验与守望；写实化形象往往与“外倾型”人格和意识形态高蹈的社会生活相关联，折射了主体人格逐渐趋向现实人生的境遇，彰显了“合理性”旨归。本书首次系统化探讨了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互渗”现象与生命“诗性”、“合理性”等精神文化内涵的“互文性”问题，具有独特的文体

新世纪以来文学实践巨大的展开活力及令人震惊的展开规模，对当下国内尚居于主导地位的观念认识论文学理论形成无可规避的促迫。文学并不仅是文本，也不仅是认识对象，它更是实践对象，并且就是实践过程本身。本书研究要点在于揭示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对象的实践性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研究文学理论的实践属性、文学理论的实践逻辑、文学实践的鉴赏与批评活动、文学理论的实践文本学，以及文学理论的实践论研究方法等。

本书主要研究了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小说中的西方形象。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具体历史和文化语境下，通过文本细读晚清重要作家的代表作，梳理和分析了不同小说中的西方形象及其特点以及西方形象形成的原因与自我形象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