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论

近年来文学与文化前沿与热点问题纷呈，亟待批评界给予及时回应，本书即是对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若干热点问题进行思考、批评与探究。它由现当代文学专题、作为文化现象的文学与文学史、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热点问题、观与评的人文之思各有偏重又相互呼应四部分组成。本书将现当代文学放置在中西方文化视野中去考量和研究，并反思文学史写作的语境下重新检省作家的定位与书写，同时对西方当下的热点文化思潮理论做了较为深入探析，展现

一般认为，清代桐城派的真正创立，始于乾隆年间姚鼐对“桐城文统”的有意塑造。那么在姚之前，“桐城派”的历史如何？作者认为，从康熙二十五年戴名世、朱书等拔贡入国子监开始，到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发，这二十多年间，文坛上曾有一个以戴名世、方苞为核心的江南士人团体。相近的籍贯、趋同的志向、重叠的经历、深厚的交谊，使得他们成为一个富有影响力和传承性的作家群体。全书从时代背景、文体论、作家论三个层面，对

罗马人认为讽刺诗是他们自己的创造，这种诗体迄至德莱顿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德莱顿既有讽刺诗创作，也对讽刺诗，尤其是罗马讽刺诗进行过全面而深入的批评。讽刺诗《押沙龙与阿齐托菲尔》确立了德莱顿在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名声，而《关于讽刺诗的起源与发展》是对于讽刺诗最为自觉和完备的诗学之作。本书以德莱顿的该篇批评为起点，结合他的讽刺诗和其他诗学作品，从考溯“讽刺”的起源开始，分别讨论了德莱顿对于讽刺的恰当方式、

本书明确强调文学的民族性应该具有整体的包容性，且中国文学传统和文学的民族性从来就不是静态的。从北美新移民华文小说对中国文化民族性呈现的多重层面：民族话语言说主体的建构、民族话语言说的话题、民族话语言说方式等方面切入，重新观照中国文学传统在海外的承接、生发和创新。打破新移民华文文学研究描述的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背景下确认了华文文学及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的价值。本书从动态的、历时的视角，以问题为中心的

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乡村的巨大震荡，乡村变革随即面临一系列难题，而中国的脊梁人物——乡村建设的先贤梁漱溟、费孝通和卢作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自觉地投身这一历史巨变的过程。他们带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总论题，积极地探索中国乡村的出路。在这一脉络中，赵树理占据了不容忽视的位置。本书要讨论的是，虽然赵树理的声名主要来自他的文学成就，但作为中国乡村问题持久的关注者、参与者，其同样具

本书分为作家与作品两个部分。上编为作家部分，主要对江左樵子、吕熊、王猷定、王炜、严首升、贺贻孙等6位代表作家，在生卒年、遗民身份、是否为小说作者等悬疑问题上进行了详细考证。同时，本书还对王猷定、王炜二位作家的年谱进行了简编。下编为作品部分，主要对《樵史通俗演义》《梼杌闲评》《女仙外史》《诺皋广志》《阐义》及李闯小说等代表作品，在创作特色、遗民意识、人物形象、嬗变规律、传播接受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它们

本书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城市文学进行综合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本书以当代河南文学为研究视点，通观其城市文学的发展脉络。通过重回文学现场，在解读文本、考释史实的基础上，本书剖析其间的地域属性、文化心理、精神气质、城与人的发展史。河南的城市文学不仅触及了城市文学的普遍性问题，也呈现出很多不同的地方经验，包括历史积淀、古都文化下的城市光影与气韵、现代化进程中特定的心灵状态。而通过挖掘文学与历史经验所寻

本书以民国时期（1912—1949年）的侦探小说翻译及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当时报纸杂志刊载及单行本出版的侦探小说作品为立论基础，以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发展史为研究重心，兼及对于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的都市起源、公案传统、域外译介、代表性作家作品、形式特征（含叙事模式）及思想价值等方面的考察。一方面努力梳理出民国侦探小说的类型演变轨迹与文学史发展框架，即为“史”的描述；另一方面尝试在其中提炼出民国侦探小

本书以“文学中的城市”为主题，展开“十七年”（1949—1966）文学的城市表述研究。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考察“社会主义文学”与“城市”这个资本主义“场域”之间冲突、顺应、分野的意识形态聚合过程，进而探求一种“社会主义城市”的文学表述。尽管在这种表述背后，暗藏着“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性和内在焦虑，却是从中分析中国社会主义遗产和教训的绝佳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