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外交史：1911～1921

中印关系是中国外交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中国实现周边战略、维护西南战略方向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中印关系发展跌宕起伏，既受到快速变化的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影响，也受到双边关系结构性问题的制约，如何认识中印关系的性质、结构和内容，始终是中国南亚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作者从事南亚地区外交工作及涉印研究近20年，本书即作者对近年来中印关系发展演变及中国对印政策的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ollectiveSecurityTreatyOrganization），简称“集安组织”，成员国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本书系统梳理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基本发展脉络和国际互动，为考察独联体国家间的关系提供了视角。作为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不断发展，在维护欧亚地区安全方面不容小觑。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大国间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但各种地区性危机与冲突层出不穷。在一些地区，危机和紧张获得了较好的管控；在另一些地区，危机却上升为地区性冲突，并引发了域外大国或国际组织的介入和干预。这些安全难题和困局呈现出新老因素交织、地区性因素与全球性因素联动的特征。如何实现对这些安全难题和困局的管控与治理，是维护全球和地区两个层次稳定与安全的重要路径，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引发

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何急需经济援助的候选国塞尔维亚，在面对入盟巨大的经济收益下，对欧政策偏好却是保持距离、欲迎还拒；而对俄罗斯的非物质援助深表感激，甚至为支持俄罗斯主动牺牲自我利益，而坚持与欧盟政策相背离？以往关于欧洲化的行动逻辑，主要是从理性选择模式的结果性逻辑，抑或是从个人认知心理模式的适当性逻辑来分析，他们皆以简约的个体客观理性或主观理性作为狭隘的前提假定，导致经验世界与抽象理论错位，越来

本书在当前全球化、地区化、跨学科的背景下，主要突出国际问题学科定位，使地区研究成为联结国别和全球问题研究的重要层面和节点，地域无问东西南北，理论和方法兼收并蓄，以“新地区研究”引领地区研究风气之先。本书依托云南大学特色鲜明的中国西南面向的地区和国别研究力量，同时这一研究面向的东南亚南亚正是中国周边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经略的重点地区，其大量主题既具有显著的地区特性，也具有普遍的全球性意义。

在民国外交史上，“英美派”外交官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本书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视野里，考察这个群体产生的内外环境，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及其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揭示“英美派”外交官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及其与国民党高层政治之关系，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为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本书从安全与规范的视角，解释欧盟如何从一个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核不扩散制度和规范的积极维护者，如何将国际核不扩散规范内化为自己的安全规范。本书提出，欧盟反核扩散政策的形成一方面是欧盟在与国际核不扩散制度互动的过程中内化反扩散国际规范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冷战结束后，核扩散带来的危险在欧盟安全议程中地位上升、欧盟安全认知发生转移的结果。本书还以欧盟参与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的解决为案例，分析

本书整体爬梳了三十余种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文献。在此基础上，作者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出发，结合文献考证、田野调查等多种手段，重构了明末朝鲜使臣的使行路径（山东登州府段），全面、如实地再现了明末朝鲜使臣视域中的中国文化空间。

本书梳理了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防核武器、生化武器和导弹扩散领域的政策与做法、成效及其影响，勾勒出一幅美国单边、双边和多边防扩散政策框架的立体画面。作者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防扩散外交和战略安全环境三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深度研究专题个案，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冷战后美国防扩散采取的新方式、新手段和新模式，尤其是其集防扩散、反扩散以及后果管理三位一体的政策，认为美国防扩散的实质是防威胁，为保障自己的绝对